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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义者主使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幕后指使这次逮捕有很明显的证据，就是十一月二十五日（昨天）的日本报纸上海《每日新闻》上刊载消息，说我在今天清早被法租界当局逮捕，罪名是从事与第三国际有关的共产党活动。也许《每日新闻》和刊载同样的谣言的《上海日报》事前已经得到要逮捕我的风声。
①《为“七君子”被捕而发表的声明》，载《为新中国奋斗》，第74—75页。
“大家知道，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目的，在于促进政府与人民间的团结一致，成立统一战线以抵抗日本侵略。……
“虽然七位领袖横遭逮捕，被加以恶毒的罪名，救国会仍然要重申自己的立场：救国会不反对政府，也不亲共；它主张全国人民，不分政治信仰或党派，成立统一战线，从事民族解放战争。……
“至于对我个人所捏造的罪状，那是不值一笑的，用不着我来驳斥这些日本报纸的污蔑。它们惯于诽谤造谣，早已臭名远扬。”
最后，她像常做的那样，以昂扬的、战斗的精神作声明结束语：
“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已被逮捕，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制不了的。让日本军阀们当心吧！他们虽然可以在幕后指使逮捕七位领袖，但是全中国人民是不会饶他们的。”
以统一战线为目标，她现在把谴责集中在日本敌人身上，而不是国民党。
在上海，她把她的寓所作为营救“七君子”和受到威胁的救亡运动进行内部联路的总部。她再一次挺身而出，请各方把捐款和声援函电直接寄给她。上海进步英文周刊《中国呼声》（代替以前的《中国网》）上，多次刊登了以下通告：①
①英文《中国呼声》（Voice of China），上海，1936年8月15日。
援助中国
我们中国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会员——工人、农民、作家和知识分子——热切地向外国朋友们呼吁：给我们财力上的支援，以继续进行我们的爱国解放运动。我们的任务很大，财力却很有限，因此不得不吁请全世界爱好和平和自由的人士在财力上给我们帮助，使我们得以顺利达到民族解放的目标。捐款请汇寄给孙逸仙夫人收，地址：上海莫里哀路29号。
当时积极参加救国运动和宣传出版工作的吴大琨教授回忆说，“这时，《救亡情报》（救国会机关刊物）的公开通讯地址，也只能改为‘上海莫里哀路29号’，即宋庆龄同志的寓所。宋庆龄同志收到全国各地来信、来稿后，就通过美国人格兰尼奇（《中国呼声》主编）派人送给我。我有什么要向宋庆龄同志请示、汇报的信件，也由格兰尼奇转交。”①
①吴大琨着《在宋庆龄同志领导下工作》，载《中国财贸报》，1981年5月26日。他当时在英文《中国呼声》工作，并经常以James K．T．Woo或James Woo的署名为该刊写稿。《中国呼声》取代以前的《中国网》，由
像通常那样，她也呼吁国际上的道义支援，并取得效果。1937年1月14日，国际知名人士多人联名致电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其他要人，对沈钧儒等被捕一事表示关切。联署的美国知名人士有科学家爱因斯坦、哲学家杜威、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道格拉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学院教授保罗·门罗、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古德温·沃森、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教授威廉·K·基尔帕特里克、教会领袖哈里·F·沃德主教和拉比·斯蒂芬·S·怀斯、社会党领袖诺曼·托马斯、《新共和》杂志主编布鲁斯·布利文和《民族》杂志主编马克斯韦尔·斯图尔特。
（六）宋庆龄和“西安事变”
这时，人民的抗日要求传播到了国民党的军队中去。1936年12月，在内战主要基地西安，蒋介石被他部下的两个将领强制扣留，其中之一是“少帅”张学良。在1931年日本侵占他的家乡东北时，蒋命令他“不抵抗”，现在却要他的部队去打共产党而不是日本人。因此，他和他的部队率先响应“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号召——特别是在对红军作战失利而红军把俘虏待如朋友并释放回归之后——同红军签订抗日停战协定就是不足为奇的事情了。
另一位将领杨虎城是陕西人，他不愿意使陕西省变成内战的主战场。而且，他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倒是同本省进步人士有来往，所以他跟随张一起行动。
当蒋介石在他们手中时，张、杨要求蒋也加入抗日统一战线，使之成为全国性的统一战线。但蒋起初十分固执。如果不是共产党派周恩来到西安，事情恐怕会变得对他十分不利。共产党提出，蒋如同意实现国内和平、对日本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就释放他。共产党人是蒋介石一直在设法消灭的对象（对周恩来的脑袋也是悬了重赏的）而且现在蒋的生死操在他们手中，但他们却作出了这样的建议。这对全中国和全世界表明，共产党人对民族命运的关切远超过自身的恩怨。
蒋最后表示同意，随即被释放回南京。这一发展是由于他的妻子宋美龄和妻兄宋子文的合作。他们从南京飞到西安，同张、杨和周恩来进行了商谈。他们在国民党内部代表亲西方的势力，是反对亲日派的。他们使蒋介石相信：南京的亲日派政客正在策划轰炸西安，其目的不止是为了延长内战，也为了乘机置蒋于死地并把权力夺过去。①
①蒋介石的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同蒋夫人及宋子文一边去西安。他向将证实了蒋夫人和她的哥哥对时局的这一看法。端纳本人虽然反共，也强烈地持同一意见。见厄尔·艾伯特着：《中国的端纳》（英文），第319页。
宋庆龄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如何、为事变的和平解决起过什么作用（如果起了作用的话），这是许多人曾提出过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只有一些不完整的答案（有的互为补充、有的则相互矛盾），要得出充分而确切的答案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
埃德加·斯诺在他的《红色中国随记》一书中写道，①通过“X”（据有力的推理，系指宋庆龄）这一渠道，原来考虑对蒋进行公审的中国共产党得到了莫斯科的强烈意见，必须确保蒋的恢复自由，否则共产国际将开除中共——斯大林和苏联可能认为如不释蒋，中国将发生大规模内战，日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①《红色中国随记》（英文）。
斯诺在他的《复始之旅》中说，在苏联严厉批评西安事变之后，孔祥熙曾请宋庆龄公开谴责西安的叛变并要求释放蒋介石。宋庆龄告诉斯诺，她当时是这样回答她的姊夫孔博士的；
“张学良做得对。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甚至还会走得更远！”①
①《复始之旅》，第112页。
中共同宋庆龄当时在上海的联络人回忆说，①西安事变后上海地下组织曾收到过中共中央发来的两封电报，第一封说蒋介石将受到审判，次日收到的第二封则强调联蒋抗日。
①李云1986年7月10日在北京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近年来在中国许多出版物上都有这样一种说法：宋庆龄听到蒋被扣消息后急于同何香凝，同飞往西安，以寻求解决办法，但因找不到飞机而未能成行。①
①何香凝的女儿、已故的廖梦醒在同本书作者的一次谈话中否认她母亲当时曾经考虑过作西安之行。她说，当时她同母亲在一起，如果有这样的事，她肯定会知道。
胡兰畦在回忆录中从另一个侧面提供了线索。胡在1931年陪同宋庆龄从柏林回国后又回柏林，被纳粹逮捕，经宋庆龄、鲁迅等以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名义，向德国驻沪领事馆提出严正抗议，始脱离魔掌。1934年，她在为国民党将领李济深工作（李在广西省很有势力，主张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后，李派胡送一封亲笔信给宋庆龄，促请来采取紧急行动，为了抗日团结使事件和平解决。宋庆龄看了信后说，“从这几天发展的情况看来，还不至于酿成内战。这个信我直接回李先生。”在给李济深的复信中，宋也表达了这个意思。李济深还积极进行调解，亲自出面向南京政府呼吁：“为了保护蒋委员长的安全，决不可轰炸西安”，又电西安的张学良，一定要保护蒋的安全，以达到一致抗战。①
①《胡兰畦回忆录（1901—1936年）》，第312—313页。李济深在1927年曾镇压过共产党领导的广州公社起义。但在对日本的问题上，他采取了爱国主义的立场，从而使他走向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及战后时期，他同左派合作，并参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