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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称这次奢华的仪典是“是我们的希望和牺牲所行的葬礼。”
6月2日，她同母亲和两个弟弟返回上海。埃德加·斯诺在《赛勒氏评论报》上写道：“二十多位中国报纸记者邀宵等候在上海火车站，希望能得到一个访问的机会。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到人民群众对她的动向的注意。”①但这一次，她在到上海时只传话说，她很疲劳，回上海来休息，不发表谈话。
①古尔德前引书。（中译文据吕明灼着《宋庆龄传》。——译者）
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却一点也不放松把她拉到他们那一边去的努力。这本来也就是他们要她回来的真正目的。6月17日，她的妹妹蒋夫人专程到上海来请她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她没有去。事实证明，她不去是对的。在这次全会上通过了《人民团体组织法》，禁止一切反对“三民主义”（按照蒋介石一派的解释）的言论及行动，规定所有团体均须服从国民党政府。她避开了这一陷阱。
她同母亲在风景如画的杭州西湖休息了几个星期。8月1日，宋庆龄采取了行动。应“国际反帝大同盟”之请，她发表了对蒋介石政权的尖锐谴责。古尔德说，“要不是受到镇压措施的干扰，她这一炮将在全国得到响应。”在这个电报中，她指出：
“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的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企图挑起对俄国的战争。……恐怖行动只能唤起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加强我们战胜日前残忍的反动派的决心。”①
①1929年7月，在对东北的苏联机构办事处进行袭击后，拘捕了200名苏联人员并取走了一些苏联所有的铁路器材。在以后发生的军事冲突中，苏军超过了边界，但在恢复了原来状态后即迅速撤回。
她所提到的对俄国的挑衅是指在中东铁路挑起的冲突。中东铁路在东北，由俄国建造，中苏共管，她最近回国时曾经由这条铁路。中国反动派自1927年蒋发动的政变后就积极参予西方和日本包围和骚扰苏联的战略，至此达到高潮。①
①古尔德前引书。（中译文据吕明灼着《宋庆龄传》。——译者）
古尔德叙述了她的电报是怎样为官方传播媒介封锁的。英文报纸不愿意蒋政权找它们的麻烦，都不发表她的电报，只有一家例外，但这家报纸刊登的是“一则完全被颠倒了黑白的电文……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并且把孙夫人写成是赞同恐怖政策的”，后来又“对送去请他们更正的正本置之不理”。中国报纸“则不管哪种版本一概不登，以免惹事”。在国民党官员方面，“有人显然是同情的，但不敢公开表示；也有人大为光火”。在街上，“有人把电报印成传单，但散发传单的人都被抓起来；有一次传单是从南京路先施公司大厦的屋顶上撤下来的……”
古尔德又写道，“孙夫人本人说，‘自从我发了电报以后，心里感到痛快多了。我必须表白自己的信念，至于我个人会遇到什么后果，那是无关紧要的。’”①
①这篇记录原载燕京大学出版的英文刊物《China Tomorrow》（明日之中国》）1929年10月20日出版的第1卷第12＄上，后天津《大公报》于1929年12月12日予以译载。
后来发生的情况是，蒋介石对宋庆龄改变了手段。迄今为止，他一直想讨好她；现在改用威胁。充当蒋的工具的是戴季陶。戴是孙中山的老部下，曾参加孙来在日本的婚礼，后来却从左派变成了极右派。
10月20日，在燕京大学学生出版的英文《明日之中国》第一卷第12期上，宋庆龄发表了她自己所作的关于这次同戴季陶谈话的记录。这份资料的价值在于它是除《广州脱险》（1922年）外唯一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材料；更为重要的是，它在各项基本原则和当前问题上表达了她的态度和观点。因此，下面全文引用这篇记录。①
①载英文《密勒氏评论报》，上海。
“经过一番颇具感情的寒暄之后，戴君便说他的身体坏极了，多次想离国远去。去年，当他打定主意要到欧洲去时，蒋介石和其他许多朋友要求他共黝国家的建设工作，阻止了他实现许久存在心里的计划。戴君还说，他既不为金钱，亦不贪图地位，参加政府只不过是分担一份党国艰难事业的责任，而没有其他什么动机。我明白戴君是带了蒋介石的使命来探我的消息的，我打断了他，说他没有能出国是很可惜的。他被我的话窘住了，默不作声。他的夫人打破沉默，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到南京去。我回答说，‘葬仪已经过了，我为什么要到南京去呢。’她殷勤地继续陈述，‘陵园真是美丽，您的住宅里一切设备都布置好了，我们都愿意您到那里去，您也可以就近向政府提建议。’我对于她这番口齿伶俐的话，直率地答复她说，我对政客的生活不适合，况且我在上海都没有言论的自由，难道到南京可以希望得到吗。
“在这当儿，戴君从他的坐位上站立起来，咕噜着像是有什么东西要给我看，同时，他的手在口袋里摸索了一回，后来取出一张折着的纸。他正要送到我手里来，我已经看清楚了、我确信地对他讲，那好像就是那份我拍给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的、南京政府不许发表的电稿。
“戴：这真是从你这里发出去的吗？我真不大相信，像您这种地位，取这种态度，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这诚然是一桩很严重的事啊！
“宋：这是唯一诚实的态度，即使孙先生处于这种环境之下，也是要取这种态度的。你散布谣言把我的电报视做共产党的捏造，未免太可笑了。我有权可以证明，一字一句都是我自己写的。
“戴：共产党是要负一切罪恶的责任的，尤其是现在，共产党受莫斯科的指导，在全中国制造混乱，杀人、抢劫、放火。你怎能发出这种电报来攻击政府呢？我们把私人关系搁在一边。政府对这种严重的过失，是不能忽视的。纵使政府有了错误，你也没有权利公开地说。你应该遵守党的纪律。而且这件事尤其不好的地方，是拍电报给外国人啊！这无异丢政府和民族——你自己的民族——的脸啊！
“宋：遵守党纪，虽然，谢谢你们把我的名字列上你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实我并不属于你们的贵党。你竟有这种勇气告诉我，说我是没有权利说话，你们是把我当做招牌去欺骗公众吗？你的好意正是一种侮辱。相信吧，没有哪个以为南京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我是代表被压迫的中国民众说话。这你是知道的。全世界人民很容易分辨究竟我致电的“外国团体”对于中国及其人民的利益到底是友善的呢，还是有损害的呢？你适才带着“爱国义愤”所援引的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现在正为中国的主权和民族的独立而积极地工作。我的电报正是维护中国人的光荣的表示。你们投降日本和外国帝国主义，侮辱革命的苏俄，才证明你们是一伙走狗，给国家与人民带来了耻辱。你们的爪牙杨虎，在法国巡捕房控告我装置秘密无线电，布置外国特务来对付我，这不是丢脸吗？你们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了多少污点，民众将有一日要和你们算帐的！
“戴：你太性急了。孙夫人，革命不是一日能够成功的，请你不要枉费精力从事破坏工作，攻击政府和几个领袖，与我们合作才是你的义务。你的愤激和感情，我十分了解，这是过去几年痛苦经验的结果。但是孙先生不是一个寻常人，他远远超过一切人，天赋予他一种非常的智慧和才能，他的理想超前了几世纪。你必定明白的，三民主义不能凭空想由几代人去完成，可能需要三百年或是四百年，谁又能断定呢？
“宋：很明显地，你现在所引据的都是你们篡改过了的三民主义。孙先生自己曾声言过，假如党员能确守主义，革命是能够在二三十年之内便可以成功的。事实上，当他起草《建国大纲》的时候，他就有这个意思，革命一定能够在他活着的时候成功的。不然，你是可以猜想得到的，这样具有天生智慧的人，又是在屡受党内军阀反叛之后，他会赞成军政时期吗？戴君，你的议论很显然地是带了病态的，这是你身体太坏导致你变得太悲观，你已经不再是热衷于革命、正义与改革的青年戴手陶了，你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佛教徒了。但是我要警告你，不要把孙先生当作一个偶像，当作另一个孔夫子和圣人，这是对孙先生的名声的污辱，因为他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