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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孙中山关于只有革命的军事行动才能改变中国的论点是正确的。
他对于为什么必须这样做的看法同样是正确的。事实是，直接阻碍中国革命的是由主要的西方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所支持的中国军阀的军队，当时的代表者是吴佩孚。在地理上，吴控制着中国中部。在政治上，吴是中国反动势力的主心骨。他代表的不是资产阶级的一翼（当时在共产国际中流行的看法是对他这样估计的），而是帝国主义同中国封建势力的同盟。孙中山在这封信里就指出，如果他的进攻北京的计划付诸实施，“我的真正敌人肯定会是吴佩孚……英国甚至现在就躲在吴佩孚和陈炯明的‘联盟’幕后，在福建‘消灭’我的军队。吴佩孚正在这样干，尽管他保证善意对我。”（这里，孙是在警告苏联人不要为军阀吴佩孚有时披上的那件儒雅谦恭的外衣所迷惑。）在孙写这封信之后不到两个月，吴佩孚就在郑州、武汉、北京等地对罢工抗争的铁路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充分证明了孙中山的看法。
孙坚决反对同吴联盟的计谋以及他所听到的拟议中的苏联对东北的张作霖采取军事行动以资促进的说法。他不仅写信给越飞，还直接写信给列宁。在这些信件中，他的态度是友好的，但毫无巧言令色的意思，尽管在某些方面他对于同张结盟显得过于乐观。（此事后来并未实现，因为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孙预见到这个奉系军阀陷入许多矛盾之中，使他不如吴佩孚那样危险，但思想反动不下于吴。）
孙论辩说，一旦集结起力量以击败吴佩孚，张作霖不会成为绊脚石。张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会使日本人予取予求。张的最后命运——日本人1928年谋杀了他以摧毁他在东北地方的势力——证实了这个论点。
总而言之，不是越飞单方面对孙中山施加苏联的影响，孙中山也在对苏联申述观点、施加影响。后来在苏联援助下进行的1925—1927年北伐战争体现了孙中山的许多设想——尽管到那时他本人已经过世了。
从孙中山与越飞的通信中同样可以看到，在一个革命已取得胜利的国家的外交政策与一个革命尚在进行的国家的利益之间，存在着矛盾的因素——即使两方的最终利益是一致的。
宋庆龄从这样一些事态发展中继续向孙中山学习。
她也从孙中山遇到重大挫折时的无畏精神中再次学习到宝贵的东西。陈炯明的叛乱夺去了他在广州的基地，还几乎夺去了他的生命。但他涉险犯难，从广州脱身回上海不过几个星期，就又以新的精力，探索革命胜利的道路。这样的品质她吸收并继承了。
其次，她学习到了孙中山本人善于学习的精神以及他在十月革命后的形势中为确定国际上的革命盟友作出了选择。她终生维护十月革命，即使是在同苏联当前的作法产生尖锐的意见分歧的情况之下。
第三，她学习到了孙中山对革命行动的始终如一的信心，而不信自由主义的政治手腕，即使他的国际上的革命盟友也赞成这样干。
第四，她从孙中山那里学习到在革命需要的时候就直言不讳。
在此期间，在革命内部正在开始一种进程，以弥补两个致命的弱点，即缺乏一个真正有铁的纪律的、能把觉悟了的群众组织起来的革命党以及由这个党创建的、作为党的先锋的革命军队。
（二）同李大钊的交谊
在几个月之前，也是在莫里哀路29号这间幽静的、四壁书橱环绕的书斋里，宋庆龄聆听了另一次开创历史的谈话——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一位创始人李大钊（守常）（1889—1928）之间的谈话。孙氏夫妇从陈炯明的叛变和谋害行动中脱险之后所进行的这次谈话，标志着孙中山在这次苦痛和危险的经历之后继续探索着使革命前进的道路。
在中国的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中，李大钊是一个不平常的人。他不是书香门第出身，而是道地的北方农家子弟。他的体格也不像那种弱不禁风的文人，而是非常魁梧结实。他说话都经过深思熟虑并极富启发性。在孙中山流亡日本时的中国留学生中，他在政治上也许是跑在最前面的，此后不久就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回国后，他是五四运动的启发者和领头人。他年仅30岁就在北京大学任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和图书馆馆长，并主编中国最先进的、最有影响的月刊《新青年》。他不是关在书斋中的理论家，他同学生们一道走上街头，后来又组织和领导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在华北）。
在外貌和衣着上，李大钊完完全全是中国式的——他喜欢穿中国传统的长袍马褂，而不是像他的许多同辈那样爱穿西装以示进步；他留着两端下垂的中国学者式的胡须。但他精通日文和英文，并通晓世界事务。他教过的学生们记得，他常要求他们把书本上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用来分析土耳其、埃及和印度等这样一些国家的时局。他的教学法也是非正统的——他常在星期天教课，不是在教室里讲授，而是在北大图书馆他的办公室里同学生们进行苏格拉底式的对话。①
①苏格拉底（约公元前470一前399年），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古希腊三大哲人。他一生好谈论而无著作，关于他的人格和学说，主要见于柏拉图的《对话录》和色诺芬尼的《回忆录》。——译者
李大钊与孙中山讨论了国民党如何与共产党合作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第三国际提出来的，孙曾与外国的共产党人谈过，但还没有与中共领导人谈过。）李虽然比孙年轻20多岁，但很快赢得了孙的敬重。宋庆龄后来回忆道，孙同李的谈话常常一直谈到吃饭的时候，就临时留他在家便饭，饭后又继续谈很长时间。
如果说孙一越飞的谈话在国际上有重要性，那么孙一李的谈话在国内的重要性就更大了，因为他们谈到中国本身的社会阶级、革命力量和各种思路。
在孙中山的书房里，李大钊成为以个人身份同时参加国民党的第一个共产党人——这种做法后来变得很普通了。李的介绍人是一个资深的国民党员张继（他一点也不左）。
此后，还有许多共产党人来会晤孙中山和国民党其他重要人物，有时来的人多了，屋子里容纳不下，他们就到屋前草坪上谈话。
宋庆龄想要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曾写信给在北京的李大钊，请他寄一本他认为较好的版本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英文版。李选寄了一本。这是他在1927年因为自己的政治信仰而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送上绞刑架之前所做的最后几件事之一。这位杰出的学者和革命家牺牲时才38岁。同李一样，瞿秋白是在1935年由蒋介石下令杀害的。张太雷则是1927年在国民党右翼镇压著名的“广州公社”时战死的。
到莫里哀路孙宅书房里去的不止是政治领袖人物。有一篇回忆录说，1923年孙中山在这里会见北京大学学生代表、四个“热血青年”。他们汇报了北大学生抗议北洋军阀政府委派他们的小爪牙、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当教育总长，这是“侮辱教育界”。孙劝告他们要把眼光看到这个可恶的总长的主子——军阀，以及这个主子的“后台老板帝国主义列强”。“你们的斗争，也不是北京一个地方的事，而是全国人民的斗争。”
他们谈话时，庆龄也在场。她“不是以大人物的夫人的面貌出现，而是在一旁娴静地谛听着孙先生同我们的谈话，然后熟练地用打字机打下来。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小伙子，第一次见到有这样不平凡的女性，真不愧为中山先生的革命伴侣，使我们肃然起敬。”
孙永远是一个组织者，他告诉学生们会环龙路44号（孙氏夫妇旧居）的国民党机关，履行参加国民党的手续。这篇回忆录的作者说，“这对我一生所走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影响。”①
①孙中山两信的日期分别是1922年8月27日和同年12月20日，发自上海莫里哀路寓所。信都是用英文写的，文字流利，可能经过宋庆龄的校核。两信的英文打字文本是最近在中国中央档案馆收藏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中发现的。这不是两国党内的信件，不可能通过中共代
孙中山在1923年2月中旬再度离沪赴穗，庆龄约在3个月后才去。军阀陈炯明曾逐出孙中山，现在轮到他自已被华南其他省份的将军们所驱逐了。后者虽然只贪这个富庶城市的税收，但需要借重孙中山的声望来为自己镀层金，所以特地请孙中山回来，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