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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最不寻常的人……尽管不到四十，看起来已经像个老头子了，因为在沙皇统治时期他在狱中受过可怕的折磨。……＇他先到北京，那里的中国人＇出神地听他阐释他信奉的主义，他宣称欧洲的所谓政治原则绝大多数只不过是世代相传的偏见……他给北京的官员们讲《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约》的内幕（他是参与谈判的主要成员之一），还有关于当时还是秘密的中欧历史的真正事实……（中国）首都的知识界的兴趣是如此浓厚，一个新的俄罗斯一中国团体组织起来了，它看来要产生一些伟大的事情。”①
①姚观顺的英文名字是“乔治·鲍上校”，他是美籍华裔，1887年生于美国加州格拉斯谷，后毕业于美国诺恩里奇军事学校。他的祖上原籍广东香山，是孙中山的同乡。1917年，他在广州参加了孙中山的卫队，1922年陈炯明叛变时奉命保护孙夫人脱险，自己负伤。伤愈后，他又在1925一1927年的北伐军中任工程师（这是他的专业）。1931年，由宋庆龄推荐给她弟弟宋子文（时任财政部长），派往财政部所属的“盐警队”任职。他先后参加了1932年淞沪抗战和1938年的台儿庄大战。1943年后，他在
越飞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曾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他是谈判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约的高级人员——这个和约在1918年签订，终止了俄国同德国之间的战争，并且在保证被包围的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得以生存下去这一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他在1922年在意大利热那亚举行的国际会议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击败了国内的反革命和十四个外国的干涉之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列宁“和平共处”的原则指导下，采取了第一个外交行动，藉以打破在欧洲各国中的孤立状态。
列宁对他在党内的同事和下属总是从优点和缺点两个方面去衡量的。列宁给越飞的信件显示，他首先看到的是越飞作为一个忠心耿耿的布尔什维克和能干的外交家，但也不乏对后者缺点的尖锐而友好的批评，这些缺点中有神经质的内部争吵以及未经请示就自作主张地采取错误行动（在派到中国来之前的几次任务中）。①但尽管列宁对他有所责备，仍继续交给他新的重要任务。列宁不是会轻易抛弃老同志的那种人。（在斯大林领导下，越飞的日子过得没有这样好，而且不久就惹上了很大的麻烦。他加入了托洛茨基反对派，于1927年自杀。）
①普特市·威尔（B．L．伦诺克斯一辛普森）着《为什么中国被惹发了性子》（英文），第72—73页。
回到孙文一越飞会谈这件事上来吧。十月革命的发生还只是五年前的事情。俄国的内战刚刚结束——1922年10月，白卫军在它最后一个据点海参崴被歼灭。几星期之后，越飞就动身来中国了。
派遣这样一位资深人员（副人民外交委员）到中国来也标志着苏联开始参与远东的外交事务。越飞先在北京开始执行他的任务，试图取得中国官方政府（当时在军阀主宰下）对苏联的承认，从而打破居于统治地位的西方列强要把苏联在亚洲也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的企图。如上所述，他还努力向中国的舆论界解释苏维埃革命的意义及其实践。但北京的官方不同他谈判（部分地是由于外国的压力，这些外国在1918年曾迫使中国派兵到西伯利亚去进行干涉）。至此，越飞才到上海会晤孙中山并共同签署了联合宣言。这样，同为资本主义国家所反对和蔑视的苏维埃政府和孙中山之间，除了过去列宁和孙都表示过的革命同志情谊外，又有了外交上的接触。
下面将会谈到，越飞要同北京建立关系的努力并不使孙中山感到高兴。越飞解释说，那里的现存政府——不管人们怎么看——从国与国的关系来说，是必须要与之打交道的。越飞甚至明白地说，不论现时怎么做，在苏联的心目中，代表未来的是孙中山。但孙中山并没有真正被说服。
就其他历史背景而言，应该记住的是苏联当时还不富裕，还很穷困。格里哥里·维金斯基不久前曾告诉孙中山——他当时听了显然很苦恼——俄国虽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还没有恢复到战前（即1914年前）的经济水平。但另一方面，俄国的穷人不但战胜了本国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而且战胜了最富有的外国“列强”的干涉。俄国和中国人民相互同情，不仅因为他们都穷，还因为俄国革命胜利所带来的希望，以及胜利了的俄国人民对于帮助其他国家被压迫穷人的鲜明愿望——尽管他们自己还衣衫褴褛、穷苦不堪。这就使苏联与其他绝大多数外国形成鲜明对比从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深得人心。不管在这个世界上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有力的历史事实都是不容掩盖的。
孙中山和越飞的谈话以及在此之前五个月中他们之间的通信，都是用英文进行的，并且无疑都是由作为孙的英文机要秘书的宋庆龄经办的。
在越飞之前，庆龄已遇到过达林和维金斯基这样一些较早时期的苏联信使，他们的年纪和青春激情都同她相仿。现在她又看到了越飞那种成熟的智慧和经验——这是她一贯尊敬的两种品质。同时，在同越飞用交谈和通信进行的谈判中，她了解到共同的立场，也知道了种种复杂的情况。
（一）《孙文—越飞宣言》
孙文—越飞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宣言产生了历史性的后果。这份用辞谨慎沉稳的文件，开始了以后几年中越来越密切的合作（包括苏方在政治组织和军事工作中的援助）——不仅是两个政党之间的合作，还有孙在广州的政府同苏联政府之间的合作。
宣言的第一点是关于中国革命的现阶段任务的。“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的国家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
第二点是应孙中山要求，越飞重申苏俄于1920年9月27日致北京政府照会中列举的原则，并“向孙博士重行宣言，即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俄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
第三点，建议将来举行中俄会议解决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孙博士以为可作出一些临时性的安排。
第四点，即最后一点，是关于外蒙古的。越飞向孙保证，“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与必要计，中国北京现政府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阴谋与抵抗行为之发生，以及酿成较现在尤为严重之局面。”（日本支持的白卫军确曾控制外蒙并对西伯利亚发动袭击，后来红军开进才将之击败。）①
①《列宁选集》英文版第44卷中列有列宁致越飞的7封函电，索引中越飞的名字出现17次，45卷索引中出现9次。
在会谈结束时，越飞说他将去日本作短期勾留，表面上是到一处温泉去疗养。实际上，双方都觉得要进一步谈判国民党同苏联合作的细节，在外国的一处温泉，比在军阀和帝国主义特务充斥的上海，更方便些。所以孙中山也派他的亲密助手廖仲恺以“疗养”为名，到日本热海去同越飞继续会谈，以便把许多具体事项确定下来。
越飞同时也在寻求日本对苏联的承认。在孙中山方面，他也对他的一些日本老关系做工作，要他们赞成对苏联的承认。他过去曾经希望把日本（及其泛亚细亚情绪）从帝国主义扩张的道路上拉转来，走上帮助亚洲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道路。他现在为使日本承认苏联而作的努力，同他这个原有的希望是一致的。但他也明确要求得到保证，任何苏日之间的协定都不会不利于中国。
总的说来，同越飞的会谈反映了苏联和中国革命的共同利益——这是主要的，也反映了他们之间的一些不同看法——这是次要的。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他们之间并没有发生像某些西方人或蒋介石的国民党后来所说的那样的情况：越飞要把共产主义或共产党的理论强加给孙中山，而孙中山则予以抵制，《孙文一越飞宣言》第一段就是为了打破这种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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