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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日本外务省档案“政治部分（1）”、编号MT103，内有1913年9月16至25日的特务监视报告。这些材料是久保田博子夫人发现并在日本印行的。她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宋庆龄研究者，奇。ｃom书曾在日本刊物上发表过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并慷慨地把这些材料提供给本书作者。
根据1914年1至3月的日本监视报告，宋庆龄又多次来到孙中山的寓所（也就是他的办公室）并且在有一次孙患病时帮助看护他。在这样的环境下，她对孙中山的工作、个人品格和生活方式都有了更深的了解以及随之而来的同情和敬慕。
孙的处境很不妙。不到两年之前，在经过多年的革命奋斗之后，他终于取得了胜利，成为世界上最新的共和国（它取代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封建帝制）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总统，在全世界被称颂为“中国的乔治·华盛顿”。但不到一年功夫，这个刚诞生的共和国被封建官僚袁世凯——中国第一个由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和独裁者——所颠覆和篡夺。孙中山把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作为回报，袁誓言忠于新式政府，孙希望这样可以避免一场内战。在孙一生中，这可能是他所犯的最大错误。阴险残暴的袁世凯撕毁《临时约法》、清除革命党人并对其中最能干的人策划进行暗杀，最后图谋复辟称帝。1913年，孙中山为了实现他所一直向往的建设一个现代的、进步的、民主的中国，发动了“二次革命”，但遭到失败。他既被这个篡权者宣布为大逆不道的人，又被外国政府——它们正在称颂和资助袁世凯——所抛弃，既无地位、又无钱财，但他现在要重新开始，组织第三次革命。虽然正处在命运的最低潮，他仍不停地工作。一些坚定的追随者仍同他站在一起，许多颗热烈的心仍在为他而跳动，其中就有宋庆龄的心。
1914年初她开始在孙中山身边工作，当时孙为了推倒袁世凯、重建民国，正忙于重新组党。他原来领导的同盟会曾充满希望地、然而是过早地扩充成为一个组织更为松散的议会政党国民党。这已证明是个错误。当面临考验的时候，它的党员有的转向袁的一边，有的被袁的暗杀行动吓得一动都不敢动，有的腐化了。孙中山竭尽全力地工作，把那些坚定分子凝聚成一个更紧密、更有纪律的活动分子集体，这些活动分子他认为应是名实相符的革命者。
1914年6月22日，由于孙中山的努力，中华革命党终于在东京举行了成立大会。孙被选为总理。但它一成立就出现分裂。分裂的原因倒不在于这个新党的强硬党纲——号召以武力推翻袁世凯并重申忠于革命、生死不渝——而在于孙中山坚持全体党员必须宣誓无条件地服从他。他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保证这支新的队伍在战斗中保持团结，并在遇到挫折或取得胜利后不致分崩离析，就同过去所发生过的那样。有些坚决的革命者同意他的主张，其中有廖仲恺和何香凝这一对英勇无畏的夫妇。（廖是旧金山出生的华侨，思想上倾向于社会主义。他们夫妇成为宋庆龄的终生好友。）但另外一些同样久经考验的忠贞同志却反对孙中山这一主张，其中”有历次武装起义的勇猛英雄、辛亥革命胜利的组织者黄兴。他们也希望孙中山来领导，并且经验证明，孙中山从不为个人争权而只求民族和人民的胜利。①即使如此，他们不愿宣誓效忠于个人而不是效忠于事业。这使孙中山处于从未有过的孤立境地，尽管在余剩的革命同志中间他保持着无可争议的权威。
①在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是辛亥革命后国内来电促请他回去出任总统，他却置若罔闻，因为他觉得他还有更紧急的革命工作要做。（曾于1896年在伦敦营救孙中山脱险的英国医生詹姆斯·康德黎（1851—1926）在他与谢尔登合著的《孙中山和中国的觉醒》一书中对此作了亲眼目睹的记述。）同样典型的是他毫不自私地、也是天真地把这个最高职位让给了袁世凯。
在以后的年代里，宋庆龄曾这样评述，并强调这是孙中山自己后来总结出的结论：“在这时期中，他为了要复活他的政党，进行了改组。但是，由于没有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明确纲领，同时也由于不断地重复了主要依靠个人的忠诚而不是建立严格的党的纪律这一错误，因此他的政党缺乏广大的群众基础。”①
①宋庆龄：《孙中山——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的儿子》，1956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召开的庆祝孙中山诞生9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载《宋庆龄选集》。
正是在这样一些政治上的、组织上的以及个人的急风暴雨式的压力之下，孙中山同这位年轻的、充满理想的、美丽而又能干的庆龄在一起的时候越来越多了。对宋庆龄来说，他象征着她自己所希望于中国未来的一切。“对孙中山来说，当他正处于一生中最低点的时候，慰藉以一种最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到了。”一位传记作者夸张地但并非毫无道理地这样说，“在一位刚从美国回来的、漂亮的女大学毕业生身上，‘现代化’成了有血有肉的东西”。①
①莱昂·沙曼着《孙中山：他的一生及其意义》（英文），第128—129页。
从1914年9月开始，庆龄开始每天同孙中山在一起工作，担任他的英文秘书。这个职务本来是姐姐霭龄担任的，因为她要同孔祥熙结婚，所以由庆龄接替。关于这一联姻，鉴于以后的发展及它所代表的势力，应该在这里稍作一点介绍。孔祥熙是山西经营当铺和票号（旧式的银行）的富家子弟。他又是孔子的后裔，所以在中国有着最高贵、最古老的“地主—学者—乡绅”三位一体的谱系。他又是一个基督徒、美国俄亥俄州奥伯林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毕业生，这使他跻身于中国新的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的最高层，在东京成为当地中国学生的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最为重要的是，他是孙中山的一名追随者——虽然有些含糊不定。这种情况似乎有点怪，但中国社会的上等阶层在那个社会政治动荡和文化递嬗的时代，因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常常产生这样的结果。随着后来的发展，命定要成为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国民党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杰出典范——以及全世界最大的富豪之一。而这对夫妇的升官发财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于庆龄同孙中山的结婚——这是历史的讽刺，因为这桩婚事的性质和意图同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大相径庭的。但这一切都是后话。
这里我们所注意的不是孔家，而是庆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个月里，庆龄接霭龄的班，在孙中山身边开始工作。
孙中山是一位喜欢同那些忠心耿耿地和他一起工作的人（不论这些人职位高低）交流思想的领袖。他特别喜欢同年轻有为的人交谈。从庆龄一开始来为他工作，他就这样作。他托付给她的不但有日常事务，还有他的秘密通信。他经常对中国的时局和问题发表评论，使她受到有关中国革命的教育。她把外国报纸念给他听，他们一起讨论世局。多年以后，她还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孙中山同她谈起法国英勇的社会主义者让·饶勒斯①，他在欧洲时曾见过他，非常敬慕。饶勒斯在大战爆发初期勇敢地揭露这次战争违反交战双方劳动人民的利益，因此双方的劳动人民都应起来反对。为此，他遇刺牺牲。
①致本书作者的信，1966年4月13日。
庆龄在1914年11月给还在美国读书的妹妹美龄写信道：“我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情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她接着写道，“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博士。他需要我。”①
①科妮莉亚·斯宾塞着《宋氏三姐妹）（英文）第151、157页。
青年的庆龄敬仰孙中山坚韧不拔的精神（她后来回忆道，“他是坚硬材料制成的”。）他的不幸遭遇深深感动了她。她沉湎于他所讲述的长期经历、他的政治信条和现持观点，以及他的行为风格。对她来说，他不仅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而且是她家庭的一个至诚挚友，她从小就把他看成是一个领袖、一个导师、一个学习的榜样。从孙中山这边来说，他从她那种青年人活泼的朝气中感到振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