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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番很谨严的科学的记载，例如麦林诺夫斯基的《来开化人的性生活》（SexualLife of Savages）。
①在特罗布里恩德人的各个岛屿上，儿童所享受的自由与独立的生活是宽大的，宽大到包括性现象在内的程度。大人们在性的题目上，是没有隐讳的，父母性交，儿女不妨看见，大人谈性的事情，小孩也不妨与闻，其间可以说毫无禁忌，不是大人不能禁，而是不想禁。不过大人对于有此种闻见而自身不去依样学习的儿童，也能特别地看重，认为是操行良善的好孩子。结队出去打鱼的时节，女童们总是跟了父亲同去，一到水滨，男子大部把跨下掩盖阳部的叶子解除，所以男体的形态对于这民族的女童或少女，决不会成为一件神秘不测的东西。男女孩子很早就从年龄较大的孩子手里得到一些性的知识，很早也就能参加各式性的游戏，这种游戏一方面也多少可以给他们一些性的知识，一方面更让他们可以满足一些自然的好奇心理，甚至于取得少量的快感；游戏的玩物，不用说，就是双方的性器官，而游戏的工具最普通的是手和口了。女孩大概到了四五岁便参与这种性的游戏，而真正的性生活也许在六岁与八岁之间便开始了；男孩性生活的开始比较迟，总要到十岁与十二岁之间。寻常在村子中心的空场上，男女孩子环立合玩的游戏往往有浓厚的性的色彩。大人们认为这种游戏是很自然的，而无需乎加以斥责或从旁干涉。它们也不发生什么不健全的结果，甚至于连私生子的问题都没有，至于何以会没有，至今是一个谜。此种岛民的性的表现无疑是很质朴的，但他们借助，于一种颇具诗意的本能来掩饰这种质朴；麦氏也说过：“他们在游戏之中的确表示出，对于新奇与浪漫的事物有很强的领略与鉴赏的力量。”性的态度不但因地域的不同与文化程度的不齐而有歧异，就在同一地域与文化程度和族类属性很相近的民族里，我们也可以找到差别。米德女士（Margaret Mead）在《长大在新几内亚中》（Growing up in New Guinea）一书里，叙述到新几内亚以北阿德玛罗提群岛上的麻奴斯人（Manus）是很讲究禁欲主义的。在这种岛民的心目中，性遭人憎恶，而粪便之类的排泄物是惹厌的，因此，对于性的活动与排泄的行为，总是多方的抑制与避免，到不能抑制与避免时，也总尽量设法隐讳掩饰。对于儿童，在体格方面固然能尽心教育，但在其他方面却完全任其自然，不闻不问；但儿童的性的表现，包括手淫在内，却极难得遇见，大概是因为时常在大人面前而很少有索然离群的机会的缘故。性能薄弱冷淡的例子似乎很多，已婚的女子大部不承认婚姻生活有什么快乐，并且多方设法避免交合，男女之间也很少浪漫的情爱的表示，至少在外表上一点也看不出来。
米德女士在另一本著作《发育成年在萨摩亚》（ing of Agein Samoa）①里，又描写到另一个民族。以前，这个民族，和上面两个一样，也是和西洋的传统文化风马牛不相及的。不过到了近代，因为西洋文化的输入，其原有的文化已呈分崩离析的现象，而一种夹杂拼凑的新文化已经很快地应运而①中国“画里真真、呼之欲出”的故事所代表的性恋心理，似于是介乎性景恋与雕像恋之间的。①见布氏所著文《新式舞蹈的精神病理学》，载《纽约医学杂志》，1914 年4 月号。生。同时，夹杂拼凑之中，倒也不乏以其原有文化为根基而自然发展的痕迹，萨摩亚原有的文化里对于性现象本有种种的禁忌与约束，到了现在这种禁忌与约束已经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且对于民族的生活似乎已经发生良好的影响。男女孩子彼此回避的倾向是有的，但并不因为外界有什么特殊的禁令，而是基于天性的自然与风俗的惯例，因此，这种倾向并不成为性发育的一个障碍。同时，因为一般掩饰隐讳的风气并不存在，男女孩子对于人生的基本事实，如生育、死亡、性别、性交等，很早就取得相当的认识。男女从童年时起，便各有其个人的性的生活；女童从六七岁起，便几乎谁都会手淫，不过多少总带几分秘密的性质；男童也是如此，但男童的团体生活比较发达，因此这种性的表现也就往往采取集体的方式，男童中间，同性恋也比较普通，大概也就因为这个缘故。在少女或共同工作的女子中间，同性的偶然结合也不希奇，并且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这种结合是“很有趣很自然的一种消遣，略略添上一些猥亵的色彩，也是无伤大雅的”。这种在别的文化里认为“邪孽”或“恶道”的行为，在萨摩亚是既无需禁止，也不会有制度化或风尚化的危险，它们的存在无非表示在一般人的认识里，正常两字是包括得很广的。一般人的见解。一方面虽认为性的题目不必多说，不必细说，说则有伤雅驯，但也并不以为根本说不得，或说了就不免堕入恶道。米德女士认为萨摩亚人因为有这种风气，所以无形之中“把一切神经病的可能性都给扫除净尽”；在他们中间，神经性的症候是找不到的，男女双方的性能都是相当的健全，女的无阴冷，①男的无阳痿，离婚比较容易，因此，不相好不相得的婚姻也比较少（并且犯奸也不一定是离婚的一个条件），而做妻子的因为经济能够独立，所以在地位上也就不下于丈夫。
我们如今反观西洋的传统文化，亦即近代文化的源泉，在这方面，又取一个什么态度。西洋在最早的时候，就记载所及，对于这一类的性的表现，并没有很显明的认作可以诟病的东西；间或有一些鄙薄的看法，也是极偶然的。在希腊的文学里，我们甚至于可以发见手淫的举动和神话都发生过关系；
到了史期以内，犬儒学派一批很受人称颂的哲学家对于独处斗室时所能有的满足性欲的方法，说过一些认为是有利的话，并且还不惜夸大其词地说。在罗马，一般人对于这一类的事，似乎根本不大理会，任其自然；甚至于在基督教的教会里，最初的一千年中，对于这种自动的离群索居的性表现，也几乎完全不加存问，这也许因为当时荒淫无度的事正多，教会尽其全力来应付这些，还觉力有未逮，对于手淫一类的小问题，自不遑顾到了。一直要到宗教改革的时代，道学家和医师才关心到这个问题并为之坐立不安；起初也还只限于新教的几个国家，但不久就很快地传播到法国和其他信奉天主教的国家；到了十八世纪，手淫的危害与如何防止就成为一个一般的问题，同时，各地方的庸医也就借此机会敛钱，一面把许多不相干的病症都归罪到所谓“自淫”（solf—abuse）的身上，一面又提出许多更不相干的药方来。②甚至①中国在这方面是有一派比较合情理的哲学的，禁欲与纵欲之间，我们也有一个折衷的主张，叫做“及时的婚姻”。《诗经》所称“周南召南”之化，整个讲”好色而不淫”的《国风》，“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的社会政策，所再三讽咏讲述的无非是这个主张。我们以为即在今日，这主张还是有它的中心地位，假使它完全没有地位，而非要靠舞蹈一类的安全阀的方法不可，那座高压的锅炉还是要爆炸的，事实上零星爆炸的惨祸也正天天发生着。②这观察是很对的。日常经验里，不但男子称誉与注视女子的美，女子见了美的女子，也不断地注视与称到了十九世纪末年，即在三四十年前，一部分很正经的医师也往往不问根由地认为手淫是可以招致严重后果的。③。。
不过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风气是渐渐变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浸润终于到达了医学界，于是童年与青年时期所发生的所谓“邪孽”的行为才开始有了真正的了解，而“邪孽”的看法也就开始根本动摇。一方面，在1870年前后，克拉夫特。埃平领导的关于性的科学研究既证明所谓邪孽的行为是童年很普通的一种现象，而另一方面，进化的概念又告诉我们，我们决不能把壮年人的老成的标准，来任意适用到未成熟的儿童身上，也不能把后一个时期里所认为不自然的事物在前一个时期也当作同样的不自然。
对于这个新发展有贡献的自不止一人，克拉夫特。埃平而外，在意大利有一位先驱叫范托利，他是一个精神病学者，而属于当时医学家所称的实证学派（Positivist School），这学派的宗旨就在用新的生物学与社会学的概念来充实医学的内容。范氏那本很周密的著作《性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