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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他写生，这至少也算得上是一种观察自然的严格训练吧。霍理士对科学知识的学习完全是自己独立摸索、支离破碎的；他自己找书看，对地质学、化学，自然哲学入门等等许多基础自然种学的读物都广泛涉猎。他那时最感兴趣的是植物学，甚至曾经按照书本的描述独立地研究过花的结构和生理，但由于没有教师的指导和帮助，难免事倍功半浪费掉大量时间。蔼理士一直到二十一岁进入圣托马斯（St。Thomas）医学院学医时才开始正式学习精确的科学观察方法，也是在这所医学院里他才开始理解真正科学的精神。自那时以后，他逐渐发现，甚至在科学界里，具备科学精神的人也不是很多的。
霭理士十六岁时离开白杨学校，早期正式的教育阶段就从此结束了。他在家里住了一段时间，权充两个妹妹的家庭教师，完全不把求职谋生的事放在心上，他的父母既不催促也不抱怨。霭理士由于受到母亲和教堂的影响，曾经一度想过要做一名牧师；但后来他读的书越来越多，潜移默化造成的宗教情绪也就在不知不觉中远远地离开了基督信仰的基础，终于走上了批判宗教的科学道路。
1875 年4 月，霭理士的父亲又率萨里号商船从伦敦启航，运送一批官方移民去澳大利亚的悉尼。他同船前往，随身携带的行李主要是一批书籍，其中大部分是原版的世界名著，如英国诗人雪莱和史宾塞（E。 Spenser）的诗歌集，法国作家拉伯雷（Rabelais）的幽默小品，歌德的《浮士德》等等；此外还有几本教科书。到悉尼后不久，萨里号又奉命继续远航加尔各答。医生告诉霭理士的父亲说，印度的气候不利于小霭理士的健康。于是他的父亲就决定让他留在澳大利亚，由一位名叫莫里斯的朋友介绍，到悉尼附近的伯尔渥德（Burwood）的一所私立学校去做见习教师，霭理士便这样结束了人生中依靠父母养育的阶段，开始了完全独立的生活。他在澳大利亚除莫里斯以外没有一个可以照顾他的朋友，童年时代的内心世界不知不觉地隐退了，他的精神生活在澳大利亚开始了新的一页。
这所私立学校的学生水准不高，而霭理士自己又从未受到过特别良好的教育，既没有作教师的特殊才能，也没有一点学校教学的经验；因此，他不可能帮助自己的学生在学业上提高到上等的程度，以致许多学生的家长啧有烦言。不久，校长只好请他另觅生路。但这位校长待人宽厚，在霭理士离校的时候，给了他一份很好的鉴定，充分肯定了他的长处，特别提到他教法语是很成功的，而法语也许恰好是霭理士早年受到过最好教育的一门功课。这次辞退对于初出茅庐的霭理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然而几个月的经历毕竟还是给了他许多积极的东西：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取得谋生的经验；受到南半球这片美丽大陆的自然风光的陶冶；澳大利亚社会中对客人的友好和诚挚的民俗风尚也使他终生难忘。
他离开这所私立学校不久，就到巴瑟斯特（Bathurst）郊外一位新近退休的悉尼官员家里做家庭教师。一年以后，应聘到新南威尔士北部的格拉福通的一所小小的私立学校去当校长。接着又被推荐到悉尼的一所师范学校接受三个月的教师训练。资格考试合格后，先后被派到两所学校任教，工作都不算繁重，生活也很安定。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是他以后几十年漫长的岁月中从未再度有过的了。1878 年，霭理士到新南威尔士州东北部利物浦山区一处名叫斯巴克斯溪谷（Sparks CreeK）的地方任教，这所山村学校那时只有蔼理士一位教师和几个学生，附近也只有三四家农户；在他任教期间也从未见到过一位外来的客人。教学的日常程序都是有关教育当局规定好了的，工作既平凡又单调，社会生活非常寂寞。他在澳大利亚生活的四年，正好是十六岁到十九岁春机发陈的时期，澳大利亚明媚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使他精神爽健，美丽的自然景色静静地陶冶着他的情操，青春的生命沸腾着使不完的精力，他整天读书、练习写作，翻译海涅和歌德的散文、诗歌。他那时阅读过的书中，除了大量的诗和散文之外，还有一些对他后来一生的事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哲学和科学的著作。例如，他到澳大利亚不久就读了法国人类学家凯泰（Quetet）著的《人体测量学》（Anthropométrie），从此开始对人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按照书里的叙述仔细测量自己，发现自己的身高早晚有明显的差别，而凯泰的书里并没有记载过这种现象，这使他大吃一惊。尽管这件事在霭理士之前已经有人发现过了，但许多年以后他访问美国的一位著名人类学家时，还看到这位曾经精确测量过上千的小学生身高的学者竟然对此一无所知；十七岁的霭理士那时能够独立地发现这种并不显眼的自然现象，应该说是表现了他具备研究自然的性格和才能的，另一本书是兴登的《自然的生命》（Life in Na…ture），霭理士把这部书奉为真理的“启示录”。这部书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激起了两种思想的尖锐冲突，一种是生命和美的神学观，另一种则是世界进化的自然观。前者和他早已在理性上失去而在感情上仍然维系着的宗教信仰或宗教情绪有关，而后者所展示的自然进化机制的奇妙，则是他平生第一次有幸读到的。兴登的这部著作在涉及宗教问题时不动感情，分析冷静而深刻，使蔼理士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他读完这部书以后，感到像拨开云雾见青天一般的爽朗和快活，有如宗教界所称的皈依或大彻大悟那样，思想上对宇宙的观念似乎从此有了一个根本的转变。
霭理士在澳大利亚的四年，身心的发育逐渐成熟。他在和一些年龄相当的少女邂逅相遇，点头寒暄的时候，虽然没有对其中的任何一位产生过依依不舍的爱情，却也开始朦朦胧胧地感到了性的刺激。他既说不清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更不能理解造成它的原因。少年霭理士推己及人，深信他这时所处的尴尬无知的状态一定不是他个人专有的特殊现象，而非常可能是每一个人年轻的时候都会感触到的人之常情。于是，他的心中逐渐萌生出一个念头，立志要透彻了解这个在知识方面和道德方面都充满神秘色彩的现象的含义，使后来的人能够从他曾经感受过的无知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他当时有如初生的牛犊，远远没有认识到这个任务有多么艰难；他天真地忽略了自己在学校教育方面的许多欠缺，而要补齐起来又谈何容易。但无论如何，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给自己提出的一个明确的任务和目标，并且由于坚韧不拔的努力而逐渐成为他一生主要关注的事业。
霭理士从兴登的书里受到启发，认识到要研究人类的性的问题，无论如何必须首先具备医学的知识和接受严格的科学工作的训练；于是便决定回英国学习。1879年10月，他辞去学校的职务以后，便怀着渴望进医学院学习的急切心情离开澳大利亚返回英国。
霭理士不知道医学院的学费高昂，他的母亲竭尽全力也只能给他一百英镑，实在相差太远，不得已只好再度离家到伯明罕郊区的一所小学校去教书。不久，他通过为兴登作传的霍布金斯（E。 Hopkins）的介绍，和兴登遗孀一家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他通过这种关系，阅读和摘录了兴登的大量未曾公开发表过的手稿，并且把其中后期的作品摘要编辑成了一本书，题名为《违法者》（TheLawbreaker），以兴登夫人的名义发表，他还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前言”。兴登夫人的妹妹是兴登的一个热心的门徒，她为了感激霭理士在出版兴登遗作上所做的种种努力，送给他二百英镑，资助他进医学院深造。这样一来，加上母亲所给的一百英镑，也就刚够那时医学院一年的学费了。
他就学的圣托马斯医学院坐落在泰晤士河畔国会大厦的对面，离家很远，每天来往上学路上要花两个多小时，这给他的学习增加了不少困难。但即使这样，他也没有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完全限制在医学院的繁重学习上。霭理士的兴趣广泛，感情丰富，对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社会、道德伦理等等，都有很强烈的求知的欲望。他的才能在澳大利亚时由于受到环境的约束而无从发挥，回到伦敦以后，新鲜、紧张、复杂的社会生活，使他在精神方面的种种活力得以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这时，他一方面考虑到行医很可能是自己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