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诰和妻子王氏日以继夜，悉心护理，亲自煎汤喂药，按时倒洗痰盂便盆。有时徐温从昏睡中醒来，听到床帐外面有人轻轻走动，便用微弱的声音问道，“何人守候在我的身边？”徐知诰夫妇闻声则连忙回答：“小儿知诰。”“儿媳王氏。”徐温听后周身热血沸腾，心潮起伏长久不能入睡。时近半年，徐温大病痊愈，王氏却因日夜操劳过度，大病卧床，诊治无效身亡。
王氏病故，徐温异常悲痛。痛定之后，徐温暗中发誓：一定要对徐知诰要给以特殊的补偿。论人品和才干，自己亲生的几个儿子谁都赶不上徐知诰，因而他决心要把养子培育成徐氏家业的可靠继承人。純紛矠为此，他先给徐知诰续了家室宋福金。宋氏系江夏（今湖北汉口）人宋韦滔之女，幼年流离于乱兵之中，为王戎收留。后随嫁王戎女到徐知诰身边，王氏卒后立为继室。此后，每逢遇有征战，徐温都把徐知诰带在身边，有意为他创造熟悉军旅生活的机会，让他在严峻的沙场上经受金戈铁马的征战洗礼，在两军对垒中丰富运筹帷幄的智谋。
有一次，徐府子弟大摆酒宴，按照长幼尊卑依次给徐温拜寿。席间，徐温就题发挥，纵论孝道。当着众多亲朋好友的面，不厌其烦地表彰徐知诰的孝行；同时，又半是劝诫、半是警告，谆谆教诲亲生诸子：“别看知诰与汝等非一奶同胞，但是，自从他来到徐家以后，待我就像生身之父，甚至比对生身之父还亲。汝等切勿与他貌合神离，定要亲如手足，风雨共舟，共撑家业。”事后，徐温又致书杨行密，夸耀徐知诰德才非凡，喜爱之情，跃然纸上。杨行密得知徐知诰长进神速，前途无量，心中大喜过望。他既为自己有伯乐之识而自豪，又为知诰有千里马之才而庆幸。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逢人就讲：“知诰俊杰，诸将子皆不逮也！”
果真不出所料！徐知诰追随徐温投身戎马生涯以后，很快就以行动表明：他虽非出身将门，却是军旅中难得的一员将才。吴天六年（公元９０９年），二十二岁的知诰被徐温派往升州（治江宁，今江苏南京），任防遏使兼楼船副使，整修城池监造战船，装备水军，扼守河道纵横的大江下游。吴天九年（公元９１２年），杨行密旧将、居功自傲的宣州观察使李遇，不满徐温独揽吴政，举兵起事，欲争高下，徐温又派徐知诰协助主将柴再用前往弹压，因战功卓著而被提为升州刺史。
徐知诰在升州刺史任上，治绩最为显赫的是重建自古以来即为兵家必争之地，素有“龙蟠虎踞”之喻的金陵城池。
金陵城池的建设历史，可以远溯至群雄争霸的春秋时期（公元前７７０年——公元前４７６年）的吴国。当时，吴国以善铸兵器著称。春秋末年，吴王夫差在金陵城西的一座土山上筑起“冶城”，利用附近的铜、锡等金属资源，铸造兵器。这是关于金陵“城”的最早记载。
公元前４７２年，越国灭掉吴国。越王勾践为了称霸江淮一带，在大夫范蠡的谋划和主持下，又在金陵筑起一座土城，史称越城，亦称越台。因范蠡曾亲自率军驻守，故越城又称“范蠡城”。
公元前３３３年，楚国灭掉越国。楚威王受方士妄言蛊惑，为防止日后有人在此称王，便在狮子山以东一带农村埋下金制小人，以镇“王气”，称金人陵寝为“金陵”。同时在石头山上修筑一座城邑，取名“金陵邑”。金陵得名即始于此。
但是，越城、金陵邑在当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不具备城市的综合功能，仅仅是一个驻扎军队的军事据点而已。
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金陵邑归属鄣郡。秦、汉时期，金陵改称秣陵。
关于秣陵的来历，与秦始皇巡行有关。据说，公元前２１０年秦始皇最后一次东巡南下途经金陵，陪同的术士见金陵四周地势险要，便对秦始皇说：五百年后金陵有王气。秦始皇听后龙颜大怒，当即派人凿断方山地脉，令淮水流贯金陵与长江汇合，以泄“王气”，金陵段淮水由此得名“秦淮河”。秦始皇觉得仅泄“王气”尚不能满足其传之万世的心愿，于是又下令将金陵改为秣陵。秣即草料，其意是说，在秦始皇眼里，金陵只配作他的草料场。
金陵成为真正的城市，始于三国时期东吴孙权在此兴建建业城。相传，三国时期赤壁大战前夕，蜀相诸葛亮奉命出使东吴，途经秣陵，曾驻马石头山，观察当地的山川形势。当他以军事家的战略眼光，审视出以钟山为首的群山，如巨龙蜿蜒蟠伏于东南，以石头山为终端的西部诸山，又似猛虎雄踞在大江之滨时，不禁脱口盛赞“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并在同孙权共商蜀吴联兵抗魏的大计之后，奉劝孙权迁都秣陵。純紝矠后来刘备赴京口（今江苏镇江）拜会孙权，夜宿秣陵，月下环顾周围山川，也与诸葛亮不谋而合，认为此处确是理想的帝都，也好言相劝孙权迁都于此。东吴的谋臣张，更以秣陵山川形胜“有王者之气”，力谏孙权离开京口来此定都。孙权鉴于三人的“智者意同”，反复权衡长江中下游两岸诸如武昌、京口等名城的轻重，最后毅然决定迁都秣陵：在西临长江、南控秦淮河入江口的石头山上，利用悬崖峭壁，依山筑起了城垣雄伟的石头城，并将秣陵改称建业，以示其决心在此建立帝王功业。
继东吴之后，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也先后在此定都，将建业又改为建康。经过二百七十多年的不断营造，建康城池更加巍峨壮观，丽宫雄殿、楼阁寺宇鳞次栉比，遂有“六朝古都”之称。
令人痛惜的是，隋开皇九年（公元５８９年），胸怀统一天下大业的隋文帝杨坚，挥师渡江征南。名将韩擒虎、贺若弼兵分两路，一举攻破建康，从陈朝宫内的景阳井中活捉了沉溺酒色的末代皇帝陈叔宝，以及他宠幸的张贵妃和孔贵嫔。从而结束了陈后主“万里河山天下不管，只留一井属君王”的末日，也结束了空具江山形胜，自我消蚀在奢侈靡烂中的南朝。
隋文帝灭陈以后，惟恐江南有人据城东山再起，与他分庭抗礼，便下一道诏令对“金陵自古帝王州”犁庭扫穴，将城垣、宫殿、官署、兵营一律荡平，或辟为农田，或闲置放生，使昔日兴盛繁华的建康，从此变得萧疏荒凉起来。純紟矠正如晚唐诗人李群玉那首凄凉落寞的《秣陵怀古》诗所云：
野花黄叶旧吴宫，六代豪华烛散风。
龙虎势衰佳气歇，凤凰名在故台空。
市朝迁变秋芜绿，坟冢高低落照红。
霸业鼎图人去尽，独来惆怅水云中。
诚然，隋文帝可以凭借刀剑从舆图上抹掉古城金陵，但是，他却无力动摇或取消金陵在长江下游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这除了金陵独有险山峻水的自身条件外，长江上游的采石和下游的京口两处主要渡江要津，与金陵互为犄角，便于彼此支援，可攻可守。其东南则是当时最富庶的太湖、钱塘江水域，盛产鱼盐谷帛，“舟车便利则无险阻之虞，田野沃饶则有转输之籍，”純紣矠保证战时有充足的粮秣供应。
由于金陵地处长江南北要冲，徐知诰出任升州刺史伊始，就惨淡经营。他在“六朝古都”城址的基础上，南移了都城位置并扩大了城周，周长约三十五里。城墙用巨型砖石垒砌，高三丈五尺，上阔二丈五尺，下阔三丈五尺，呈梯形，墙外挖沟注水，用以护城。全城设八个城门，除东西南北四门外，另有上水门、下水门、栅寨门、龙光门。短短的三年时间，便使城垣雄伟、楼堞完固、府署齐整、街市井然的名城，再度矗立在南倚雨花台，北连鸡笼山、玄武湖，东望钟山，西带石头山，秦淮河穿流其间的金陵大地上，为他日后称帝定都奠定了基础。
当时，江淮地区烽火狼烟初散，久蒙兵燹战祸的黎民百姓厌乱思治，梦寐以求，安居乐业。而行伍出身的州县官吏，却对此置若罔闻，他们仍然按照战时条规行事，以兴师斩伐为能事。这些目不能识点划，手不会握毫管的武夫悍将，对安民经国的文治之道一窍不通。身为刺史的徐知诰，则反其道而行。他谋权而不废政，选贤任能，多方求治，在聚集身边的股肱之材宋齐丘、王令谋、马仁裕、周宗等人谋划下，轻徭薄赋，复苏民力，褒奖农桑，励精图治。仅用几年时间，就把升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