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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她对我说话，可听不见；我对她说话，她同样听不到。咫尺之遥却如世界尽头，我用力去推隔离室的玻璃门但纹丝不动。我大叫医生，我看见卓敏在厚厚的玻璃窗那边泪眼婆娑。
一个高大的医生跑过来厉声斥责我，他命令保安马上把我拖走，我企图反抗但仍然被强壮的保安反剪起双手动弹不得，等我昂起脖子寻找她，她已消失在玻璃门后。
这个世界上，卓敏其实就是个孤儿，她无依无靠，独自在北京跳舞。我拼命挣扎着不想离开，我知道我有点情绪化，其实我只是想再看一眼卓敏，想确认她昏倒之后会不会醒来……齐帅迅速赶来向那个医生解释了很久，我被放开，但被要求立即离开。
我掏出一切可以证明身份的证件，医生推开；我编造足够打动人的理由，医生很不屑；我向他们作揖，医生露出烦躁的表情；我甚至有点卑微地说：“如果下跪可以留下来我就跪下了，求您。”说完这句话，我好像发现眼睛有点湿润。
齐帅挥舞着手和医生争论不休，那个医生看了看我，转身匆匆进入观察室对卓敏进行抢救。二十分钟后他出来了，低着头像是自言自语：“有点贫血，休克了；她很幸运，从血清透析结果来看应该只是感冒而不是‘非典’，不过现在不能确认，必须观察一周。”
他走到走廊那头，又回来，想了想，说：“你可以每天上午来这里看看她，但只有十分钟，记住，这是我最大的权限。”
我大喜，回头，卓敏正躺在那张洁白的床上，她向我笑笑，那抹笑容，柔弱如灯。
每天上午十一点整，我就会准时出现在医院四楼急救室那扇玻璃窗前，我曾经十分痛恨那扇玻璃窗，现在却成为我们互通两个世界声息的唯一出口。
那是一个无声无息的世界，我们听不见对方一点声音，也不能使用手机、录音笔等一切通讯工具，但我们知道对方在说什么——
她指指眼睛，我知道她想我了；我摸摸眉毛再竖起拇指，她知道我在说她仍然很漂亮；她把嘴角往上一翘，我就知道是要我开心过好每一天；有时候我们就各伸出一只手隔着玻璃窗贴在一起五指轮流弹着键盘，节奏默契，那是我们在铁栅栏两侧隔空演练出来的“双剑合璧”……她的体力正在恢复，手指灵动，像跳舞的精灵。
我会带上一个题板，把想说给她听的话写在上面，我会画上各种史努比狗的漫画动作，让她和护士在玻璃窗里笑得直不起腰，还有一次，我在上面写下了她最喜欢的那首民谣：“在那东方的山顶，升起皎白的月亮，未嫁少女的脸庞，浮显在我寂寞的心房……”这是她很喜欢的民谣，她看着题板，脸上开始出现红晕。
还有一天卓敏就可以出院了，医生破例允许我多待十分钟，我说：“谢谢！”转身把嘴唇贴上玻璃窗，卓敏的眼神像水一般清澈流动，隔着玻璃窗合上了我的嘴唇。
这是我俩第一次真正的接吻。
我和卓敏的恋爱好像总有各种各样的阻隔，先是口罩，后是铁栅栏，现在是玻璃窗，我不知道未来还有什么，但我认为我俩终将在一起，连“非典”都不能把我们分开，这世上就没有任何一件事物能把我们分开了。对此，我们深信不疑。
卓敏出院那天，脸庞被阳光打得灿若桃花。但医生说她有点贫血，让我回家一定给她好好补一下。
菩空树总说：没有新的故事，新的故事都是旧故事的重新开演。
我不太喜欢这个有点疯疯癫癫的半老头子，他时常坐在鲜花寺半坡上那棵柚树下打禅，嗅着柚树迷离的清香，眼里突然会闪出一股混浊的光芒。我知道他喝酒，有时候还偷偷吃肉。我不喜欢他，也不相信他。
一年前我离开成都时，曾经去过一趟鲜花寺，他站在那道灰旧的屋檐下说：“没有新的故事……”我就想转身离开，他仍然坚持在我身后混混浊浊地说完，“一切没有结束，一切只是开始。”
不过有一点我是相信的，菩空树常说世间的事就像他脖子上那条被鲜花寺传承了八百年的念珠，没有谁是开头，没有谁是结尾，一颗珠子连绵着另一颗珠子……这好比：如果我不认识赵烈，就不会后来认识苏阳，不认识苏阳，就不会在那家杂志社，不在那家杂志社就不会去首都机场，不去首都机场，就不会认识卓敏——但当我看见她第一眼时，我并不知道，这个女孩儿将成为我一生的最爱，也会被我一生伤害，正像她后来说的：杨一，你是我的爱人，就是我的敌人。
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爱，真正的爱其实就是对爱人的一种伤害。菩空树说：别执着。别执着。
风一吹，整个冬天的冰就在脚下毫不知情地融化。“非典”结束时，远远没有盼望中的轰轰烈烈。
人们扔掉口罩和消毒水，涌上街头，冲进餐厅，疯狂K歌，疯狂泡吧，像过去一样随地吐痰。一切恍若未曾发生。
7月13日，官方正式宣布了“非典结束”。那一天发生了一件事，苏阳那个身在加拿大的女友突然飞回国，开门正好看见苏阳和浅浅抱着靠枕在沙发上看碟，女友上去就抽了浅浅一耳光，然后苏阳反手抽了女友一耳光，女友又抽了苏阳一耳光……然后，她就成为苏阳的“前女友”。
从这天起，浅浅正式成为苏阳的女友，听卓敏在电话里说，浅浅回到寝室时，一直在笑，漂亮得像一朵夏天的花。
那一天我没有去看卓敏，因为我飞回了成都，我要去看望我的老友赵烈。武青在电话里催了我很多次：大口喝酒，大把吃串串。
武青就是当年用哑光刀一刀刀划破赵烈的小个子。那年赵烈伤好以后，有一天我们又去了“回归”，我们大口喝酒、大把吃着串串，武青走过来，站在我们背后，看了很久，上来拍了拍赵烈的肩膀说：“以后到这儿喝酒，算我的。”他是傣族人，一手飞刀出神入化，据说十步之外可以射杀任何一只蝇虫。
成都仍然像个怀春的小寡妇独守着她的闷骚。我发现她和一年前离开时没有任何不同，空气仍然湿润暧昧，小奥拓仍然招摇过市，女孩儿仍然穿得稀薄性感，沿街的麻局仍然波澜壮阔，飞机还在空中盘旋时，我仿佛就听见麻将声盘旋而上直冲云霄。
那天晚上，在过去常去的“老万手提串串香”，我们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话，我吐了，零零碎碎回忆起我和赵烈过命的交情：
我还记得，一年多前那个来历不明的夜里，在玉林那条昏黄幽暗的小巷，赵烈的声音有点倦怠沙哑：“明天早上来看我比赛吧，最后一次跳了。”这不是赵烈第一次和我喝酒吃串串了，但这是赵烈第一次邀我去看他跳伞。他又说，“我真的很讨厌从空中往下掉的感觉，我不想跳了。”
赵烈开车送我们回家时动作摇摇晃晃：“没事，明天跳出一个零踩点，绝对的世界水准，性感死那些各国元首的夫人们。”然后，他供奉在反视镜上的一尊菩萨像突然断线坠落下来，我们沉默，赵烈笑笑说：“菩萨他老人家也想跳伞。”
那天晚上，赵烈不断唱着地下民谣《带个姑娘去西藏》，他和我约定，等他最后一跳后就去看雪山，他说总是从飞机上看到雪山却从没有走到它脚下。
这是一个耀眼的早晨，我还记得，当我的破JEEP飞快超过两辆轮子上漆着晃眼白漆的卡车时，我鼻翼翕动嗅到一股似是而非的香味，耳里钻进一阵叽叽喳喳……抬头看去果然是一群女孩，我把两根手指嘬进嘴里奋力打了个闷骚的呼哨，头顶上立马传来山花烂漫的“耶——”。
站在机场指挥塔前等待我的赵烈像头兴奋的豹子冲过来，对我敬了个礼：“报告巴顿将军，请求立即轰炸柏林。”头戴风镜的他很帅气，每个细胞都充满力道的帅气。轰鸣声涌进，两辆卡车的叽叽喳喳进了大院，女孩子们像春天里被赶下河里去的幸福的娇态可掬的小鸭子一样从车上跳下来，有几个姑娘正向我们这边张望。
“是文艺兵。”仅用鼻子闻我也能断定。
“为什么？通信营的女兵也很漂亮。”
“普通女兵下车干净利落——先抬腿，后撩头发；文艺兵却恰恰相反——先撩头发，后抬腿。她们胆小，又是部队里硕果仅存的长发，所以得先把头发撩开了才能看准落点，虽然编队行动必须把长发盘在军帽里，但平时养成的撩头发的习惯仍然暴露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