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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考试前，我们有一道作业，就是一篇叫“WHAT
IF（假设）”的作文。梁老师要我们假设二战中如果任何一个参战的国家改变其立场，会对近代史有什么影响。我选了中国，因为我知道梁老师曾经写过一本书讲述德国军官在国民党军队中所进行的培训及由其产生的影响。我的作文把梁教授的观点总结得非常好，他的书我至少看了三遍，结果他给了我个F——不及格。
我几乎疯了，非要梁教授给出我个理由来，他请我去他家吃晚饭。
进了客厅，我一眼就看到一个介于实验室和小孩玩具之间的装置。
“这是什么？”我问。
“这是欧洲近代史。”梁老师笑着说，“你看，最上端这个球掉下来就是南斯拉夫的枪杀，稶！球顺着滑道滚到这个坑里就会弹起来一面沙俄宣战的小旗，小旗起来的时候旗杆就会把装红色液体的瓶子打翻，这样血就会流遍欧洲，液体流进这个坑的时候，这个不倒翁的列宁就会飘起来……俄国革命……我还没作完。”
我呆了，好像有人突然在我沉闷的脑子上面开了个天窗。
“来，”梁教授说，“你来看看我的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像一个三维的小人书。梁教授把二战前柏林的地图非常形象地画满了卫生间的墙壁、房顶，连马桶的抽水缸都没有放过。他告诉我战前的柏林是他度过童年的地方，他地图上的每一个小店，酒吧都是根据他小时候的记忆和历史资料标画的，名称、门牌号码、挂的招牌的图案、老板的形象都是有考证的。梁老师说这很不容易，因为柏林的很多资料已经在二战中消失了。
这顿饭吃了什么，后来又谈了什么，我都记不得了。但是我非常清晰地记得从梁老师家出来的时候，我已经非常明白，教育的价值是被教育的人能够问“为什么”，能够独立地找到答案，能够有自己的观点。会背书的学生都是傻X。我的自信来自于这顿饭之后我再也没当过傻X。
丢了优越感
“为什么？”我问。
“作啥，作啥，穀没啥，哦不欢喜。”老于头看也不看我，一边摆弄着他摊头的报纸，一边很不耐烦地打发我。
他的摊位在上海美美百货的拐角，所有高档生活刊物都要朝拜这个摊点，因为就他这里卖得好。我不知道我怎么在不认识他的情况下把他得罪了，这个倔老头把I
Look先是拒之门外，后来是把I Look和过期的刊物放在一起，严重影响了销售。
“是不是我们刊物不好看，我挺想听听您的意见。”我拍马屁的语气自己听了都肉麻。
“哦才穀要看哝个杂志。”他干脆坐下来，屁股对着我。
“老于啊，我们老板给你带了点见面礼。”我的发行总监黄晓洁一边帮我打圆场，一边示意我把我们刚买的一条中华烟递过去。
“是是是，”我赶紧接过来说，“我们交个朋友吧。”
（）好看的txt电子书
老于把烟一把拿过去，瞪着眼睛跟我喊：“个作啥？！！个作啥？！！哦要吃哝个香烟咯？！”然后随手把烟扔到淮海路中间。小洁和我都吓坏了，我已经有点气急败坏地想动手揍这个不讲理的老头子，还是小洁使劲给我眼色，要我忍住。
“你别这样，老于，我们是来和你谈工作的。”小洁劝他。
“个么哝讲事体题，做啥拿香烟来啦？！”老于头也不是完全没道理。
“没什么，于先生，你不要误会，我们头次来。总是客气一下，没别的意思。”我缓了口气，决定再试一把。“烟就算了。我妈妈刚刚写了一本书，我让她签了字，给你带来了。”也许，他买我妈的账。
老于把书接过来，翻了一下，扔到一边。“哦给哝讲，呒没用咯，哦有事体，哦跑了噢。”然后转身就消失在一个小弄堂里面。
我和小洁傻呵呵地愣在那里，摊位上的小报童捂着嘴笑话我们的无能。外面下着毛毛细雨，我在考虑要不要去抢救淮海路中间已经被车压扁了的那条中华烟。
我跟我妈妈要她的书时候她问我：“这个于先生是谁啊？”
“是上海的一个摊贩，我得求他好好帮我卖I Look。”
“我为什么要给他书呢？”我妈还是不解地问，“这有用吗？”
“有用，有用，你不懂。”
事过两三年之后，东航出版社的叶荣臻跟我妈说：“听说你女儿曾经在上海被一个摊贩轰出去了？你知道吗？”
“怎么回事？”我妈问他。
“这个老于头大家都认识，他到处和别人讲，章含之的女儿拿着她妈妈签名的书来求他，也被他骂跑了。”
我妈妈随后就给我打电话，问我这个故事是否属实，我只好承认。
“那我的书就给扔那儿啦？”
“嗯。”我一直没敢告诉我妈，怕她生气。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没用吧？”她哈哈大笑，“你就丢脸吧。”
我从钢琴、红地毯、黄瓜三明治里得到的优越感就这样转送给上海的老于头了。
朱伟：洪晃是个随心所欲的人
洪晃是个随心所欲的人。1998年她慷慨地留给我一本青春期在纽约的影集，让我给《纽约空降红小兵》配图，然后就好像整整消失了半年。再见面时突然一个电话过来，说是吃涮羊肉，涮羊肉时候说，她正在帮着做《I
Look世界都市》的销售，让帮着在编辑方面出出主意。那时候她还没当出版人，但她说她是一个一上飞机就狂买杂志的人，做一本时尚杂志，告诉别人穿什么衣服是一件特好玩的事。我理解，她是要通过做杂志来过一把瘾，因为从骨子里，写文章也好，做杂志也好，她都希望能证明点什么。证明过了，好比一件穿过的衣服，也就不会再当回事。
刚开始做发行，她说：“我打一个‘夏利’跑到地铁说，我把书送来了，你们帮我搬一搬。这怎么可能？谁求谁啊？我就老老实实把六箱书搬下去，搬得吭哧吭哧的，一点都不好玩。然后去了一个二渠道的发行会，把我给吓死了。一个黑黑的楼道，每个发行商一个小屋子。我从来不知道中国的发行渠道如此分散，根本不可能像国外那样为出版商提供系统的服务。惟一的可能就是邮局，但是这种单位只会压书，不会发书，他们的专长是利用政府政策给予的垄断，提供最少的服务，收取最高的费用。”洪晃显然对中国发行市场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然后她去做广告，她说她把一大帮广告代理召集起来，扣在那里就自己一个人说这杂志怎么怎么好，容不得别人说话，“谁说这杂志不好我跟他急”。
又过三个月，她和点点拉了一个《I
Look世界都市》的编辑请我吃饭，让我帮着介绍一些文章写得好的写手，这时她已经全面接管了这本杂志。她后来告诉我：“我当时最蠢的是完全觉得自己是个特别合适的出版人。那时我施展自己身手的欲望特别强，我觉得中国的编辑没一个懂经营的，而中国的经营者又没一个懂文化的，所以最棒的出版人非我莫属。”在当时的她眼里，做杂志是一件特容易的事。我问她打算怎么办，她天真地说：“我拉最牛逼的作家都给我写稿子，最牛的作家我都能网在一起，这杂志的质量肯定就会不一样。”
再过一段，风风火火又一个电话打过来，说是成立了一个公司，杂志、网站一起做，让我到她公司看看。去了一看，感觉果然不错：在写字楼里搭起了纽约那种艺术SOHO里的钢结构房梁，红黑两种颜色，写字楼里虽显得暗、压抑，但充满艺术气息。也不知她从哪里找来一堆文革时的革命版画，都用镜框给挂起来。我想，这可真是典型的洪晃审美趣味。我感兴趣的是，她怎样靠这样的趣味做她的时尚杂志呢？
编辑人选
“我想求您帮个忙。”1998年的时候我跟朱伟刚认识，打电话非常客气。当时我很巴结他，因为我特别想在他的《三联生活周刊》上发表我写的小破文章。我写东西和我说话一样，非得有观众，如果没有人登载，我绝对不写，那不是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