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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少华：《 海边的卡夫卡 》似乎同《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有关系……
村上春树：关系非常密切。很早以前就想写《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的续篇。
林少华：您是位高产作家，是什么促使您一直笔耕不辍的呢？或者说类似创作原动力也未尝不可。
村上春树：我已经写了二十多年了。写的时候我始终有一个想使自己变得自由的念头。在社会上我们都不是自由的，背负着种种样样的责任和义务，受到这个必须那个不许等各种限制。但同时又想方设法争取自由。即使身体自由不了，也想让灵魂获得自由——这是贯穿我整个写作过程的念头，我想读的人大概也会怀有同样的心情。实际做到的确很难。但至少心、心情是可以自由的，或者读那本书的时候能够自由。我所追求的归根结底大约便是这样一种东西。
林少华：包括新作《 海边的卡夫卡 》在内的您的许多作品表现出极为丰富而奇特的想像力，那样的想像力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来自何处呢？
村上春树：想像力谁都有，难的只是接近那个场所。林先生也好谁也好肯定都有自己的想像力的世界，但下到那里、找到门、进去又返回则是十分困难的。我碰巧可以做到。如果读者看我的书过程中产生同感或共鸣，那就是说拥有和我同样的世界。我不是精英不是天才，也没什么才华，只不过能在技术上打开门，具有打开门身临其境而又返回的特别的专门技术。这的确很难很难。这一多半取决于精神集中力，而精神集中力取决于训练和体力。我每天都通过跑步来锻炼身体和训练集中力，失去它就完了。维持健康对于写东西很重要。我天天早睡早起，天天运动、跑步——每年都参加马拉松比赛——喝酒也不过量。过去的作家全都喝酒，生活全然没有规律。而我不同。这方面的想法不一样。
林少华：您最近在网上回答读者提问时似乎这样说过：“我认为人生基本是孤独的。但同时又相信能通过孤独这一频道同他者进行沟通。我写小说的用意就在这里。”但反过来说，孤独所以成为孤独，就是因为不能同他者沟通。您是怎样看待、或者在小说中是怎样处理孤独与沟通的关系的呢？一般认为您小说的主题是孤独、空虚与无奈……
村上春树：是的。我是认为人生基本是孤独的。人们总是进入自己一个人的世界，进得很深很深。而在进得最深的地方就会产生“连带感”。就是说，在人人都是孤独的这一层面产生人人相连的“连带感”。只要明确认识到自己是孤独的，那么就能与别人分享这一认识。也就是说，只要我把它作为故事完整地写出来，就能在自己和读者之间产生“连带感”。其实这也就是所谓创作欲。不错，人人都是孤独的。但不能因为孤独而切断同众人的联系，彻底把自己孤立起来。而应该深深挖洞。只要一个劲儿地往下深挖，就会在某处同别人连在一起。一味沉浸于孤独之中用墙把自己围起来是不行的。这是我的基本想法。
为了灵魂的自由：我所见到的村上春树（4）
林少华：从您的小说或从您的小说主人公身上可以感觉出您对中国、中国人的好感，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作品深受中国读者喜爱的一个原因。您的这一心情是如何形成的呢？和中国人实际接触过么？
村上春树：在美国的时候，我时常和韩国的大陆的台湾的留学生交谈，不过总的来说当时中国人还不多。同他们谈起来，觉得读者——美国的、欧洲的、韩国的、中国的读者反应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非常有趣。我的小说常有中国人出现。《 奇鸟行状录 》有不少战争时候的hard场面，我还真有点儿担心中国人读了恼火。
我是在神户长大的。神户华侨非常多。班上有很多华侨子女。就是说，从小我身上就有中国因素进来。父亲还是大学生的时候短时间去过中国，时常对我讲起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是很有缘分的。我的一个短篇《 去中国的小船 》，就是根据小时——在神户的时候——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
林少华：有人说，如果日本再有一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么很可能是您。您对此怎么看呢？
村上春树：可能性如何不太好说，就兴趣而言我是没有的。写东西我固然喜欢，但不喜欢大庭广众之下的正规仪式、活动之类。说起我现在的生活，无非乘电车去哪里买东西、吃饭，吃完回来。不怎么照相，走路别人也认不出来。我喜爱这样的生活，不想打乱这样的生活节奏。而一旦获什么奖，事情就非常麻烦。因为再不能这样悠然自得地以“匿名性”生活下去。对于我最重要的是读者。例如《 海边的卡夫卡 》一出来就有三十万人买——就是说我的书有读者跟上，这比什么都重要。至于获奖不获奖，对于我实在太次要了。我喜欢在网上接收读者各种各样的感想和意见——有人说好有人说不怎么好——回信就此同他们交流。而诺贝尔文学奖那东西政治味道极浓，不怎么合我的心意。
林少华：您十几年前为创作《 奇鸟行状录 》去过一次中国——主要去东北边境一带——现在中国有那么多村上迷，您不打算再去一次吗？
村上春树：去还是想去一次的。问题是去了就要参加许多活动，例如接受专访啦宴请啦。而我不擅长在很多人面前亮相和出席正式活动。想到这些心里就有压力，一直逃避。相比之下，还是一个人单独活动更快活。
林少华：最后请谈一下将来计划。
村上春树：将来计划还说不准。我大体是三年一部长篇。《 海边的卡夫卡 》刚写完，往下就写写短篇搞搞翻译什么的，同时积累素材。我会很长命的，不要紧（ 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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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热”在中国（1）
2005年四五月间，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发生了以大学生和白领们为主体的反日示威游行或反对日本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签名活动。那期间我先后接受了日本一家电视节目制作公司和一家大报（ 《 朝日新闻 》 ）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采访。对方最后都不约而同地问到同一个问题：村上迷们或村上作品的热心读者们有没有人参加反日游行？我想了想，这样回答：我不在场也不曾调查，确切的不好说，不过我想，他们之中即使有人参加也没什么奇怪的。因为解放以来的学校教育一直告诉他们要把日本人民和极少数为政者区别开来，而村上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属于人民范畴。也就是说，村上是村上，小泉是小泉。不错，两人无论血统还是国籍都是百分之百的日本人，但两人又是百分之百不同的日本人。说实话，一开始我对这个提问很不以为然，觉得这是个常识性的不值得问的、甚至幼稚的提问。但事后慢慢细思，开始觉察这个提问并没那么简单——它的真正用意恐怕是在试探文学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即日本文学日本文化是否具有颠覆中国人对日负面印象的力量？说得痛快些，中国持续多年的村上春树热是否具有足以融化两国政治冰山的热量？或者说，是村上春树厉害还是小泉纯一郎厉害？
这个问题其实相当复杂，复杂得恐怕需要至少十位专家来深入探讨和具体回答。不过若允许我以个人直觉和个人体会——作为译者，我首先是个读者——简单回答，应该还是后者厉害。因为，小泉首相两分钟参拜即可将村上二十九本中文版作品经年累月一点一滴栽培起来对日本的好感和美妙的想像击得粉碎。当然，粉碎并非消失，但重新聚敛成形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我曾固执地以为，较之政治和军事等来自外部的强迫性力量，能够打动人心灵的力量才是真正强大的力量，而文学艺术便是这种力量的集中体现，因而文学是真正的强者。以我国来说，若问李白杜甫苏东坡和唐宗宋祖朱元璋哪个厉害，我们当然说李白杜甫苏东坡更厉害。这是因为，床前明月光、家书抵万金和大江东去至今仍或委婉或深切或激越地拨动着我们的心弦，仍在影响着我们的情怀和审美感受，仍在为我们注入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然而在现实当中，尤其在中日关系这一特定语境下，文学又显得那么脆弱，那么不堪一击。作为从事日本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研究的教书匠，我深深感到无奈、无力和困惑。我无奈的是——这么说或许狂妄——无论我、你们还是村上春树都成不了日本首相。这不知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