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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人嘛。”
我观察面前这位八十岁的老将军，他须发全白，皮肤上起了许多灰色的老年斑，但是精神却好，面色红润，目光有神，看得出是个头脑清醒的老人。我们的话题很快转到战场上，从1950年残军入缅，谈到几次大败缅军，反攻大陆以及后来江河日下的困境。
雷将军情绪突然激动起来，他开始大骂美国人，骂美帝国主义。我愣住了，不解地望着他。据我所知，美国人应该是国民党的盟友和恩人，支持打内战，派军舰到台湾海峡，而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自始至终都有美国人插手支持。雷将军端起茶碗喝了一口，老人的手有些哆嗦，把茶水碰洒出来。一个小姐赶快送来毛巾给老人擦手，他转向我解释说：“美国人从来不干好事！他们从来不做亏本生意，就是抗战开辟太平洋战场，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些美国佬，到处搅浑水，唯恐天下不乱。在金三角，我一直负责同美军顾问团联络，其中许多内幕黑幕，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只有我知道……我有权利作出评价！”
我紧紧地盯住雷将军，唯恐他就此打住话头。这是独家采访，内幕新闻，珍贵史料，几十年后从当事人口中说出来，不啻上帝的恩赐！我的心紧张得快要发抖。雷将军仿佛随意地看我一眼，一瞬间，我眼前一亮，突然省悟到他决不是随便或者随口说出这些话来，他是有选择地对我说这些话。
是因为我的……作家身份？与台湾的家族瓜葛？我在大陆的影响和知名度？他对我有什么期待？但是我基本上可以断定，他对我是有所期待的。
有期待正是我所希望的，否则我将一无所获！
（）
关于五十年代美国人策反金三角国民党残军，雷将军坦言确有此事。他说，当时美国顾问在国民党军队中大肆活动，向许多掌握实权的高级军官许诺，如果脱离台湾将会给他们更多更好的美国援助。美国军官甚至煽动说，台湾坚持不了多久，所以忠于蒋介石没有出路，如果离开美国保护，台湾一天都存在不了。将来亚洲反共中心要转移到金三角来，等等。
我问：“他们鼓动反蒋独立，目的是什么？”
雷将军答：“西藏。他们要我们支援西藏独立。”
我说：“蒋介石答应吗？他们不怕蒋介石翻脸？”
雷将军叹口气说：“美国人就是知道台湾离不开他们，才敢这样狂妄。”
我知道这是穷人的尴尬。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我想起五十年代轰动台湾的“孙立人谋反事件”，孙立人的冤屈在于他没有谋反，但是美国顾问进行大量策反的间谍活动却是事实。雷将军很谨慎，对老长官李弥的事情缄口不提，我相信这是一种做人的道德修养，为尊者讳，这使得我对雷将军十分尊敬。
据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反目成仇，他们主动将搜集的情报提供给政府军，帮助政府军打击国民党残军。六十年代后期，美国中央情报局试图秘密雇佣（收编）国民党残军到越南战场作战，遭坚决拒绝。雷将军对美国人的反感和厌恶情绪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美国驻清迈总领事亲临金三角拜会雷将军，提出“互相帮助”计划，美国政府资助金三角搞建设，兴修水利，作为交换，他们应该帮助美国人“做一些事情”。雷将军一口回绝了美国人的好意。他们自力更生，开掘一条十三公里长的环山水渠，把河水引到美斯乐，解决山区的生活和生产用水。
我们谈了一整天。其中一个小插曲，雷将军说着话竟然歪在椅子上睡着了，他只睡了大约二三十分钟，涎水从口角淌出来。我没有惊动他，毕竟是老人，年龄不饶人。我耐心等他醒来，他睁开眼睛，歉意地笑笑，接过小姐的热毛巾揩脸，然后继续谈话。
我无意中提到钱大宇父亲钱运周将军，雷将军没有回答，而是打个哈欠，然后把话岔开了，这给我心里留下一个疑团。我说请问您与坤沙关系如何？他淡淡回答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各走各的道。我说坤沙曾经是您的部下？他又打个哈欠说不是我的部下，是李文焕部下。看来他不想谈这个话题。我发现一个规律，但凡他不肯交谈的话题，比如坤沙集团，比如护商走私，比如贩运毒品，他都会借打哈欠来岔开。我想其中一定有不肯示人的难言之隐。然而我所关注和意欲揭开的，恰恰正是这些被人们用沉默掩盖起来的黑色秘密！
雷将军多次提到对邓小平的尊敬。他认为邓是个经邦治世的人材，大陆有邓小平领导是一件很幸运的事。他对大陆改革开放的政策有很好的印象，他说：“从前作为军人，看问题是一种立场，一种方式。现在作为华侨，作为平民，看问题又是另外一种方式。原先我反对共产党，一心反攻大陆，光复神州，现在我不反对共产党。不管什么党，只要你把国家治理好，人民过上好日子，我就拥护你……（共产党）发现错了，改了就好，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邓小平的政策对头，国家发生很大变化，老百姓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我为什么要反对呢？”
我在雷将军家里看到一台专门收看北京中央电视台节目的卫星电视，据说整个金三角只此一家，我想这就是老人的胸怀。这天雷将军备下一桌饭菜请我这个大陆客人，我在饭桌上又认识了许多其他重要客人，原国民党残军参谋长、军政部长、军需部长、副军长、师长，等等。我的心激动不已，暗暗考虑怎样安排对这些人物进行个人采访，我相信金三角的历史就浓缩在这些人物内心里。这天桌上菜肴居然全部是云南家乡菜，令我大为惊叹：汽锅鸡、炸鸡棕、路南油｜乳腐、狗街烤鸭、腾冲炒饵块、“大救驾”（一种风味名吃）、宣威火腿、建水豆豉、麂子干巴、过桥米线，西双版纳米酒等等。在远离祖国的金三角，云南美食就是一种浓浓的乡情，但是我的大脑里已经被各种话题和采访念头塞得满满的，以致于什么味道也没有吃出来。
听说雷将军自建一座豪华墓葬，我便循迹找去，在半山腰果然见了，为夫妻合葬墓。雷夫人尚未谢世，所以坟墓空着，雕梁画栋，很是气派。大理石上刻有约两千余字自传，嵌于石壁，为雷将军自撰。文字流畅，文白夹杂，状将军戎马一生，感叹时事人生，勉励后人，复杂心境流诸笔端。
我拍了照，拿出采访本，将自传录于笔下。
1952年，李弥对西方记者的讲话引起轩然大波。
缅军吃了败仗，却不敢声张，打掉牙往肚子里咽。执政的吴努政府唯恐受到民众舆论和议会反对派攻击，对新闻界实行消息封锁，但是纸哪里包得住火，打败仗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在仰光民众首先是仰光大学校园里激起强烈反响。大学生举起标语上街游行，向市民发表演讲，抨击政府腐败无能。新闻界也勇敢地站出来响应，几家有影响的报纸冒着被查封的危险，披露战场真实战况，使民众看到一个巨大的阴影正在入侵和威胁他们刚刚独立的年轻国家。
议员们感到受了蒙蔽，纷纷站出来声讨政府，要求总理吴努和国防部长兼三军参谋长吴奈温将军下台。其实政府决不是不愿意打败国民党，好在国民心目中提高威望，他们实在还是一群年轻的政治家，铁腕人物吴奈温当时只有四十岁，而他独揽军政大权时只有三十多岁。年轻意味着勇气和野心，同时注定缺少经验和眼光。一般说来，东方国家都不大喜欢民众学生到大街上闹闹嚷嚷，政府把面子看得很重，宁愿事后道歉也决不愿意当众难堪，所以军队接到命令维持秩序。而东方国家又缺少法制传统，政府不讲法律，民众也不讲法律，他们以为民主就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欲望无限膨胀，于是许多人乘机砸店铺抢商店强Jian妇女发泄私愤。殊不知民主也是一种共同遵守的秩序，无秩序则无民主。缅甸军队即使外战外行，但是对付内乱却是从不手软，于是仰光立刻发生大规模骚乱和流血镇压。
李弥对西方记者声称做缅甸王的讲话被报纸转载，最先从仰光大学里发出“我们不做亡国奴”的吼声。爱国主义是最具煽动性和牺牲精神的民族传染病，它一经爆发出来，立刻就像九级震波一样从仰光传向全国，这一回连许多政府官员也站在学生一边。政府内阁接连开会，紧急讨论国内外严重局势。原先政府内部有强硬派和外交派之分，强硬派都是少壮军人，主张大举进剿，将国民党残军消灭或者驱逐。然而打了两次都打不赢，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