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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秦王子楚封吕不韦为文信侯，这是当时秦国封赏的最高贵族爵位。同时，封给他大批“属邑”，就是领地。包括吕不韦刚刚从周天子手里夺过来的河南和洛阳，共十万户。这里所说的河南，是当时洛阳附近的一处地名，并非今天的河南省。从当时的情形判断，子楚的举动慷慨到了罕见的程度。我们或许可以将其理解成他是在履行自己当年与吕不韦分享秦国的诺言。
又过了三年，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子楚死，秦王嬴政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时年十三岁。
这个十三岁的少年，从父亲手中继承下来的，是战国七雄中最强大、而且力量还在不断增长着的一个国家。这时秦国的疆界，早已不是那偏居在中国西北角上，不引人注意的“戎狄之邦”了——
在南方，秦国兼并了巴（今四川省东部、湖北省西部）、蜀（四川省西部北部）、汉中（陕西省南部）、宛（湖北省南阳）、郢（湖北省江陵），并且还在那里设置了南郡；
在北方，秦国已经拥有上郡（今陕西省北部及邻近的内蒙古地区）、河东（山西省南部）、太原（山西省北部）、上党（在山西省南部）等郡；
在东方，秦国的领土到达荥阳（在河南省郑州附近），灭亡东周以后，在那里设置了三川郡（河南省黄河以南部分地区）。
就是说，秦国从他的邻国韩、魏、赵、楚等国蚕食了大量的土地。这时的秦国领土，已经几倍于几年以前了。这些后扩展的地区，在当时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这就为秦国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秦国拥有如狼似虎的强大军队，拥有一大批足智多谋的文臣武将。而他们的领袖，则是七国中最年轻、最有才干、最为雄心勃勃的国王。
此时的秦国，也同这位少年国王一样，如日中天，蒸蒸日上。
四年之间，秦国死掉了三位国王。此时，吕不韦已经在秦国相位上执政三年多了。没有资料可以证明，这三位国王的死与他身居相位有关。但有证据显示，年仅三十岁便已成为寡妇的王太后赵姬，又回到了他的身边；或者说，是吕不韦又回到了王太后的身边。他们恢复了几乎是半公开的情人关系。
由于国王年幼，此时王太后与吕不韦共同摄政。年轻美丽的王太后，几乎每天都将吕不韦召到自己的寝宫甘泉宫中，商谈国是。这种商谈常常通宵达旦。
至此，商人吕不韦胜利完成了他的投资计划，并获取了N倍的利润。从纯粹商业的角度考察，这真是一次完美的投资范例，其成功登峰造极：
——这位珠宝商用了相当于今天大约不到一百万美元的投资，将自己变成了战国七雄中最强大国家的首相，封文信侯，他的采邑是洛阳十万户，加上蓝田十二县，再加上燕国所封的河间十城，他门客三千，奴仆逾万，一时富贵冠天下；
——他将自己心爱的女人变成了这个国家的王太后，并使她在三十岁时重新成为自己的情人；
——他将可能是他自己儿子的人变成了国王，并在他打下的基础之上成为了中国第一位皇帝。这位未来的皇帝称呼他“仲父”，就是“第二父亲”或“次于父亲的父亲”。
面对这样的成功，想必任何一位竞选或帮助竞选美国总统的人士，都会由衷地心生敬意与妒意。
就在吕不韦登上秦国相位的那一年——公元前250年，李冰出任秦国蜀郡太守，开始了即便在今天看来都堪称伟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这一工程可能是在吕不韦主持秦国国政期间完成的，使饱受洪涝灾害的成都平原当时就已经成为天府之国。秦国之所以连年征战而粮饷不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天府之国这个大粮仓。
而吕不韦则在他执政的十三年间，主持修建了造福秦国的又一项伟大水利工程——郑国渠。
这条渠的设计者与建造者名叫郑国，是秦国的敌人韩国派来的间谍。派他来的人赋予他的使命是：用修这条渠的浩大工程，消耗秦国的人力、财力、物力、国力，减轻秦国对韩国的压力。当然，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能争取拖垮它。由此可知，这大约是全世界古往今来最为奇妙的一次敌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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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不韦知道郑国的身份和使命后，仍然继续任命他为工程总设计师兼总工程师，并用十年时间完成了这个具有很高科技含量的工程。工程完工后，秦国甚至下令将这条水渠命名为“郑国渠”。这条渠沟通了泾水与洛河，长达三百多里，浇灌面积达四万多顷。工程完工后，四百多万亩土地旱涝保收，亩产最高者达到六石四斗，远远超出当时的平均水平，甚至放到今天都不算低。就此，八百里秦川立即物产丰饶，变成了旱涝保收的第二个大粮仓，也就是第二个天府之国。
为此，秦国国力迅速强盛。秦、韩两国则在这场角力中高下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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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资获利千万倍以至接近无穷大的同时，这位商人兼投资家还主持编撰了《吕氏春秋》，赚取了长达两千多年的思想家的名声。
吕不韦为什么要组织创作这样一部书呢？按照司马迁的说法，他是想与战国四公子争强，才写这部书的。但是，这只能说是原因的一部分。我们看看《吕氏春秋》中表达的一些观点，就可以知道大概了：
“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见《吕氏春秋·孝行览第二·孝行》）意思是说：统治天下，治理国家，一定要先做根本的事情，而把不重要的事情放在后面。
“凡治乱存亡，安危强弱，必有其遇，然后可成。”（《吕氏春秋·孝行览第二·长攻》）意思是：但凡治乱，存亡，安危，强弱，一定要在某种适宜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
“贤主愈大愈惧，愈强愈恐……故贤主于安思危，于达思穷，于得思丧。”（《吕氏春秋·慎大览第三·慎大》）意为好的君主，事情做得越大越谨慎小心，力量越强越戒慎戒惧……所以，好的君主在平安的时候，会考虑到危险的时候；在顺利的时候，会想到不顺利的时候；在得到了什么的时候，就会想到还会失去什么。
“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吕氏春秋·离俗览第七·用民》）即：治理百姓，首要的还是要靠道义，其次是奖励和处罚。
不必再多举例子了。这部洋洋洒洒的巨著，恐怕并不是一般的杂家之言，在一定程度上，它很有可能是吕不韦站在国家治理的角度上，为他可能的儿子嬴政准备的教材。
从以后的发展判断，秦始皇显然没有按照“仲父”吕不韦教他的治国思想去做。
后来，这部《吕氏春秋》被看成是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中杂家的代表作。至少，在他死后2238年后，在当时被称为齐、楚、燕、秦、赵、魏、韩诸国的土地上，这本书中的两个章节——《慎大览·察今》和《慎行论·察传》，仍然被编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立高中的课本。
考察吕不韦十三年秦国首相生涯，我们的确很难在他的治国行为中找到为非作歹的证据。相反，他倒是一直小心翼翼地试图避免伤害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王太后与他的国王儿子。
假如不是他那位可能流淌着商人与舞女混合血液的国王儿子，一定要置他于死地的话，这段故事本来应该是一幕绝妙的历史喜剧。可惜，我们看到的结局却是悲惨的。
吕不韦死后，声名狼藉，成了野心家与阴谋家的代名词。
事实上，这也许并不公正。
与发生在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官场中的野心与阴谋比较，吕不韦所做的一切，并不令人特别感到恶心而不可接受。
士农工商是中国传统的社会等级制度，崇本抑末重农轻商则是我们帝国悠久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传统，这套制度与传统极为坚强有效地统治着中国人的头脑，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轻而易举地见到其遗存。或许仅仅因为吕不韦卑贱的商人出身，才在自命高贵又掌握着话语权的士大夫们眼中，显得特别不可原谅。事实上，若以今天的眼光回望过去，吕不韦的成功与失败意味极为深长，个中含义历两千多年可能都还没有被国人品味清楚。
另外一个相当私人化的解释则是：或许由于秦始皇的存在，中国人从此丧失了吕不韦那样天生的宏大幽默感，与喜剧大师、投资大师般的才能，使后来两千多年的历史都或多或少沾染上了某种黑色幽默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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