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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在床上的感觉会怎么样？妈妈的，便宜了鲁军这小子。看他那劲头，肯定错不了。肯定一样善解人意，一样以一当百。想当初，第一次见到她时，成怀仁情不自禁地被她的美貌与性感震住了。后来，曾无数次绮念丛生，多少次幻想着与她肌肤相亲时的旖旎风光而难以自持……一个月过去了，领教了朱迪的厉害，成怀仁反倒没有了那种一度很强烈的酸溜溜。
他深信，如果能够为我所用，这个女人在别人的床上，比在自己床上的作用要大一百倍。来日方长。只要有了钱，还愁女人吗？他深深吸一口气，环顾了一眼大厅，快步向外走去。
外面，空气潮湿闷热；天上，星汉灿烂；看来明天又是一个火辣辣的晴天。
二
现在想起来真像一场恶梦。
事到如今，还说什么呢？我惟一希望的，就是尽可能地为国家挽回损失。你能来采访我，想必资料都看过了。你还想了解什么，我会如实告诉你。请问吧。
怎么发生的？说来话长。真是一言难尽。好，我尽量具体。
男人的天方夜谭（3）
现在说起来，是五年前的事情了。
那时，我刚刚三十八岁，是我们省最年轻的地专级干部。是，省经贸委副主任。那时，我还不认识成怀仁。当时，省里准备组建一个大型集团公司，对，省国际投资集团总公司，正在物色人。我主动给省里打报告，要求辞掉政府里的职务，去办公司。是的，很轰动。很多新闻单位都报道了。因为人们传说我是省里的“第三梯队”，政治上前途无量；人们无法理解我为什么要下海经商。当时很多人都知道“鲁军下海”这件事。省里主管副省长找我谈的话。最后，任命我做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其实并不是真正下海，我还兼着经贸委副主任的职务。公司第一个也是最大的项目，就是引进大型天然饮料生产线。当时，在国内是空白。我们看准了，国内消费市场的档次越来越高。决定要搞就搞最大最好的。用规模效益覆盖住国内市场，压住潜在的竞争对手，并争取打进国外市场。当时，这种东西在美国很成熟而时间也并不太久。设备选型时，确定考察美国与欧洲的。因为日本也是用的美国的设备和技术。考察组一共五个人，我、省厅厅长、公司的总工、项目负责人就是后来的厂长，还有就是中央主管部门的成处长。对，就是成怀仁的堂哥。他去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项目资金，除省里自筹一部分外，还要从中央主管部门贷款，他正好是主管处长。你知道的，在中国“县官不如现管”。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都是第一次去美国，两眼一摸黑。那时不像现在，人们一窝蜂似地去美国。美国的中文报纸上形容说，以考察、招商、培训、洽谈业务的名义来美国公费旅游的中国党、政、军、工、商人士，“多如过江之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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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估计，中国用在这上面的钱至少有几亿美金。很多华人靠接待大陆团发了财。当时去美国还是件了不得的事儿。在北京汇报项目时，成处长知道我们没去过美国，就告诉我，他的堂弟在美国拿了两个博士学位。当时他说得很含糊。他没讲成怀仁在做什么，只是说“他或许能帮助我们”。
当时我心里一动，干脆请成处长一起去。一来他是贷款的关键人物；二来他去了，他的堂弟应该会尽心尽力帮忙。
手续办好后，我记得大约是出发前几个星期左右，成处长让我和成怀仁联系一下，以便接待。我就开始和他通电话。电话里，成怀仁的反应很平淡，话很少；中心意思是他很忙，但可以考虑抽时间帮我们联系厂家。他给了我一个号码，让我把此行目的和日程传真给他的私人秘书，以便安排。
当时，给我的感觉是此人相当傲慢，派头不小。他竟然有秘书，而且是私人秘书。说话的口气仿佛在打发一个很不受欢迎的人。说实在的，以我当时的情况，在国内走到哪儿都被人待为上宾。成怀仁的一通电话，使我下意识里隐隐产生了一股很不舒服的味道，怎么说呢？总之是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不管怎样，一切就这样开始了。从此，我和他都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不归路。
三
当传真机“轧轧”响着吐出那一连串儿文件时，成怀仁激动得手都有点发抖；后来，在一个极偶然的场合极罕见地吐露心里话的时刻，他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当时，我的心都在颤抖”。我们应该理解为这是一句实话；因为，这是他第一次使用传真机；而这第一次，整个改变了他的人生。从此以后，成怀仁对传真机的声音就有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聆听福音般的喜悦。有一次，家里有客人，传真机响了，他忍了又忍，终于还是克制不住地走到那台宝贵的机器跟前去了。一贯沉静，甚至有些沉默寡言的他，十分喜爱造型艺术；这是恢复高考后，他选择了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的重要理由。这样一个颇有艺术修养的人，在谈到传真机时，竟然会有点儿失态般地眉飞色舞地评论说：“传真机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它往外吐纸的声音，比世界上的一切音乐都美妙：那是在给你吐美元、吐机会呀！”确确实实，当时，正是这传真机吐出来的纸头，给他带来了他生命中的华彩乐章。
成怀仁的人生阅历不可谓不丰富。他生长在上海闸北区的一个棚户人家，属于被上海人瞧不起的“江北人”。贫寒的家世、繁华的上海滩给了他最初的启蒙。他天资极好、悟性很高，又刻苦用功，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学习尖子。和同时代青年一样，“文革”的巨浪卷走了他的梦——和十万上海知青一道被卷到了北大荒。八年后，又被回城潮卷回了大上海。甫回上海，他就以过人的敏锐意识到：这世界要变了。于是，在伙伴们还在为进一个国营企业别去街道小厂而四处奔走时，他却一头扎进了中学课本，全然不管周遭的一切。大学毕业，当同辈还在津津乐道“攻上海，退北京，拼死也不去边疆”时，他已经悄悄地向美国数十所大学发出了奖学金申请信。站在密西根湖畔，望着气象万千的现代大都市，他油然想起了巴尔扎克笔下的那个外省青年拉斯蒂涅——埋葬了高老头，望着辉煌的巴黎，在心底里攥紧拳头呼喊着：“巴黎，现在就剩我们俩儿了，让我们来拼一拼！”
六年美国生活，物欲横流的美国呵！碰到、听到、见到的一切使他大彻大悟。他在心底深处彻底埋葬了以往的一切。他再也不想用自己的学识供任何人驱使了。拿到建筑学博士学位后，在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攻读理工特别是计算机学位的浪潮中，他毅然读起了第二学位——工商管理硕士……
男人的天方夜谭（4）
正在这时，堂哥打来了电话。
几个月来，他废寝忘食地研究了鲁军项目的全部资料。所有数字和许多段落已经烂熟于心。堂哥的工作做得没话讲，毕竟是中央机关的处长。几个月下来，他相信，他对这个项目的了解与理解，超过了包括鲁军在内的任何一个人。
鲁军们报上去的盘子是4000万人民币。按时下的汇率，折合800万美元左右；其中48％强为设备款。而从他在芝加哥所能收集到的美国和世界天然饮料生产设备资料上来看，其实际花费连一半都不到！当他第一次意识到这个结论意味着什么时，浑身的血液“轰”地一下涌上了脑袋，一时竟有些晕眩起来。后来多少次，半夜醒来，他都怀疑自己记错了，翻身爬起来，从头再看一遍资料。那一段时间，他常常会无端地想起生产建设兵团时的那些口号：“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不打无准备之仗”，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真是英明。为此，他一次次操起电话，隔着太平洋向堂哥了解进度，商量细节，了解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