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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说：死了。
老狱警走到枪口下，对垂下头颅的陈明義说：情况好了一点，在看报纸。陈明義的泪便像雨一样射在地上。
后来，老狱警坐车去那家医院，知道陈明義的父亲像娇贵的玫瑰一样死了。医生说，要每天浇水，一天不浇就枯萎了，两天不浇就凋谢了。开始时还有个干瘦的男人扯着一个丰腴女人的衣服后摆来支付费用，后来就不来了。老狱警想好人好事终归有限。
而我们还是那只很大的鸟儿。我们拍打着贪婪的翅膀，嗅着可能的死亡信息，每日百无聊赖地盘旋在雎鸠镇上空，终于又看到这样一些事情：县委政法委书记李耀军顺利当选政协主席；超市员工嘘叹只有傻子才会一连四天在同一位置偷最贵的酒；而林业招待所的会计冯伯韬没日没夜、心安理得地操寡妇李喜兰。有一天操完了，李喜兰说：戒指呢？冯伯韬好像不记得这事情，李喜兰便哭，便喊便叫，你这个骗子，你骗了陈明義又来骗我，你这个骗子。
先知（1）
我已经有两年没去潘家园旧书市场了，这个周六去是因为要在那附近见朋友。我已经忘记了他们收摊的时间，等赶到时，摊主们像是巨大的军团，正骑着三轮车撤退呢。我于是萧条起来，走到门外一个水泥台阶上抽烟。却是又要走掉时，眼前停下一辆三轮车，一个摊主取出成捆的信札往垃圾桶里塞。我问：“什么宝贝啊？”摊主说：“尽是些投稿信、应聘简历和自荐书，你要吗？”
“我不要。”可手还是胡乱去取了厚厚的一封，就好像手伸到奖池里，明知摸不到什么，心下还是有隐秘的期望。这是一封没拆开的挂号信，封面上写：
北京中国社科院
袁笑非博士（亲启）
见信内详
坐上地铁后我拆开信，起先只想打发点时间，后来却被这几十页的陈述给带进去了，及至读完，人流中的我已是唏嘘慨叹。我想我何德何能，竟被赋予这么大的使命，也正因为如此，现在我将这封信一字一句敲到电脑上，传告诸君。
袁博士亲阅并告天下人：
考虑到这项发现的重要性以及本人时日无多的实际情况，我就不说什么“冒昧”、“打搅”的话了。我思虑再三决定将最后的希望托付给您，除开因为您虚怀若谷、不耻下问，还因为我对学术界其他人深感绝望。我曾在无数个夜晚想，我们是何其类似，只有我们满怀对人类的热爱，在田野山间尚苦苦思索，以至废寝忘食、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他人，不过是藉此添官进爵，混迹名场。
我和您唯一的区别是：您考上了大学，硕博连读，而我中途辍学，什么学历也没有。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困厄不堪而您为什么一直广受尊重的原因，同样的事业在您那里称其为神圣，在我这里却变成别人嘲讽的玩意。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样一个场景：一位留美归来号称是国内人类学泰斗的教授接过我的稿子，只看了半分钟不到就说：“你想要我说些什么呢？”当时我的眼泪几乎要冲出来了，我清楚地感觉到他世俗的眼神正在我全身上下爬动——那眼神和一个妇女有什么区别啊！他在研究我杂乱的头发、灰暗的衣服和拘谨的坐姿，而不是比我生命还重要的稿子。我颤抖着站起来，指着稿件说：“你不认为这几句是真理吗？”可是他表现得像是被打搅了午休的狮子，粗暴地回击道：“你真要我说实话吗？你要的话，我就告诉你，我还没见过比这更空洞、更操蛋、更不知所云的真理了。”我羞愤难当，急欲离开，错乱中却拉开他家卫生间的门，他又过来拍我的肩膀，说：“门在那边。就和你的人生一样，你进错了房间。”
我进错了房间，作为一个初中肄业生，我应该成为一个一事无求的农民，不应该来吵着他们。可是我倒想问问这19家核心期刊、26家图书馆以及54位编辑、教授——在艰难环境下写出《堆垒素数论》、《数论导引》等知名论文的数学家华罗庚，面对歧视不屈不挠完成《罗密欧与朱丽叶》、《亨利四世》等38篇宏伟剧作的文学家威廉·莎士比亚，凭借一己激｜情发明电报、留声机、活动电影机等1500余种人类必需品的发明家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以及最终成长为无产阶级哲学家、经济学家、军事家、语言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们哪一个中学毕业了？爱迪生连小学都没毕业呢。真理和学历有关系吗？一个人心灵深处有如大海般的思考和学历有关系吗？
先知（2）
是不是吃碗面条也要出示学历证书啊？
后来，甚至于还有人以没有学历为由认定我疯了。我今日之所以用书信形式向您汇报，仅仅因为贵院保安始终将我堵在门外，他们老远说“又来了”，就不分青红皂白将我架出大门，我说干什么呢，他们就说我神志不清醒，我说你们得说清楚我哪里神志不清醒了，他们就耻笑着说：“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人跑来讨论哲学问题，不是神志不清醒是什么？”而更令人气愤的是，就在我最终要推导出人类公式的关键时刻，我家薄薄的木板被三个中学老师推开，他们神经病一样看着我，歇斯底里地大笑，说：“我们骑了四十里路的车，就为了专门来参观你这个疯子。”袁老，您见过如此的侮辱吗？您可曾想及，就是伽利略、布鲁诺、哥白尼三人加起来，也没受过这样的侮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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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的健康也就在这交替而来的羞辱中节节下降，长期的压抑、焦虑、沮丧、苦闷、恐惧、悲哀导致我的肾上腺素皮质酮增加，该物质进入血液循环后，一步步蚕食了我的免疫系统。今天我在这里给您写信时，已经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肺癌患者，持续的气短常使我以为自己就要撒手而去——而实际病例恰有许多如此。就在刚才，我还因为咳血污染了信纸，出于对您的尊重我想换纸重抄，可实在是没有气力了——医生曾警告我不要情绪激动，我却怎么也控制不了，也不需要控制了，古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夕死可矣！
袁老，在疾病发作时，我是如此厌恨人生，可有时候却又要感恩戴德呢。要不是这不断扩散的东西纠缠着我，使我坐立不安，我哪曾如此充实地度过每一秒？阿根廷文学家豪·路·博尔赫斯曾说：“对于永生者来说，没有挽歌式的，庄严隆重的东西”，是啊，现在，垂死的我所看到的日出不正是最后一次日出？所走过的马路不正是最后一条马路？所写的信不正是最后一封信？在这稍纵即逝的经历中，我无法不感到悲壮，我为此热泪盈眶。
先生，我曾动摇过。当别人说我疯癫，说我当着大众吊着棒棒走路时，我也曾担心自己是不是真的疯了。我关上门吊着棒棒在镜子前走来走去，感觉到了羞愧，我据此相信自己并没有疯，我只不过是专注于思考而已，开国元帅陈毅不是专注于读书而将糍粑蘸着墨汁吃了吗？数学家陈景润不是专注于思考1＋1而撞树上了吗？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都快要被砍头了，还在说：“让我算完这道题。”我想我也如此。可是那持久的求访经历还是使我犹豫——那垂直的建筑、冰冷的门卫、先进的电脑以及来去自如的编辑、教授构成了一道森严的秩序，将我镇压，使我意识到自己终究不过是只井底之蛙，我读的书毕竟屈指可数，所受的训练毕竟少之又少，我费尽千辛万苦研究来的理论说不定别人早已研究过。我忽而害怕于自己，恐惧于自己，我真想一把火烧掉那几页纸——甚至连我这个人也可以烧掉的了！我们那里曾有一位工厂青年，他凭借自己的悟性推证出几何原理，去学院宣告时，教授们拿出初中课本告诉他欧几里德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推证出，他五雷轰顶，羞而自杀，我想我真可以和他做一对鬼哥们了。
有段时间，我学会了自嘲，当熟人扛着锄头笑话我是“哲学家”、“马克思”时，我就跟着他们笑话：“哪里是马克思，我看我是个猪克思。”我发现自嘲是个好挡箭牌，自打如此之后，我便好像不再受到伤害了，生活中也免了很多骚扰。我尝到甜头，竟以此为乐，终于有一夜，在我恬不知耻地对自己说“你只是一介农夫”时，悲痛排山倒海而来。我想：世间诸多自嘲不过是人际交流的防御手段，带着它天生的虚伪性，而我这一桩，却分明是斩了自己的首，我是在和人们一起谋杀自己的尊严呀。于是我提笔在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