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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中，金城坊有人家为胡所劫者，久捕贼不获。时杨纂为雍州长史，判勘京城坊市诸胡，尽禁推问。司法参军尹伊异判之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亦须汉里兼求，不得胡中直觅，请追禁西市胡，馀请不问。”纂初不同其判，遽命，沉吟少选，乃判曰：“纂输一筹，馀依判。”
唐朝的天空（3）
依此推论，当时长安城内居住的胡人，要比现在北京城里的老外多许多。因此，胡人在唐代诗人的笔墨中，便经常出现。如李白诗：“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如岑参诗：“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送颜真卿使赴河陇》），如李贺诗：“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如元稹诗：“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 （《法曲》）……这证明当时的长安城里，胡人之无处不在。
据陈寅恪《读莺莺传》考证，胡人的行踪，更渐渐由西而东，直至中原。他认为那位漂亮的崔相国之女，其实是诗人元稹有意模糊的一个文学形象。实际上，她是来自中亚粟特（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儿罕北古布丹）的“曹”国女子，移民到长安洛阳之间的永济蒲州。他们以中亚的葡萄品种，酿成“河东之乾和葡萄酒”，那是当时的一个名牌。既美且艳的莺莺，其实是一个当垆沽酒的“酒家胡”，用今天的话说，一位三陪小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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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元稹笔下“最爱软欺杏园客，也曾辜负酒家胡”来判断，张君瑞不过是诗人自己的化身罢了。如果曹九九（陈寅恪设想出的这位小姐芳名）不是胡女，真是相府千金，也就不至于被 “始乱终弃”了。
总而言之，唐朝的天空下，是张开臂膀，拥抱整个世界的盛世光景。
对于李唐的西向政策，对于边外胡人的大量吸纳，唐初有过一次讨论。唐吴兢所著的《贞观政要》一书，在《安边第三十六》中，记载了各个论点的交锋。中书令温彦博主张：“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秘书监魏徵认为：“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凉州都督李大亮更上疏：“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俘之于江淮以变其俗，乃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也。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长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靡费。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
讨论的结果，只有四个字：“太宗不纳。”
于是，用温彦博议：“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其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
如果依统治者维护其政权的需求，一个由僧侣统治的国家，被统治者的最佳状态，是庙宇里的泥塑木雕；一个由法老统治的国家，那就应该是陵墓里的木乃伊；一个由太监统治的国家，其公民应该全部都是性无能者，至少也是阳萎患者；一个由警察统治的国家，其被统治者最好都是“从现在起，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要呈堂作供”的嫌疑犯。这样，“普天之下”、“率土之滨”，就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
然而，厚德载物的李世民，却是一个懂得“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的明主，他相信，“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政体第二》）。因此，他以大海不择细流的精神，汉人也好，胡人也好，中土也好，西域也好，都是大唐的臣民，不分畛域，不计人种，不在乎化内化外，不区分远近亲疏，都在他的胸怀之中。因此，他不害怕别人的声音，更不忌惮与他不同的声音，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如果不是唯一，也是少有的能听得进反对声音的君主之一。
于是，我开始理解汤因比为什么要选择唐代为他的再生之地，鲁迅为什么要寻找唐朝天空作为他长篇小说的背景了。这两位大师看重的，在中国，甚至世界历史上，也就是李唐王朝，曾经达到如此器度闳大而不谨小慎微，包容万物而不狭隘排斥，胸怀开放而不闭塞拒绝，胆豪气壮而不畏缩懦怯的精神高度，这是其他历朝历代所不及的。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贞观政要·政体第二》）
到了贞观四年（630），“天下大稔，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那一年，李靖破突厥，唐王朝“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资治通鉴·唐纪九》）。所谓“唐朝的天空”，从广义上讲，以长安为中心，向东，江湖河海，向西，丝绸之路，既无边界，也无极限，因为这是一个高度开放，略无羁束的精神天空。你能想象得多么遥远，它就是那样的毫无止境；你能想象得多么辽阔，它就是那样的无边无沿。
唐朝的天空（4）
就在这一年，李靖凯旋回朝。据《新唐书》：“夷狄为中国患，尚矣。……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曾经不可一世，曾经逼得李渊俯首称臣的颉利可汗，由于李靖出奇兵，终于将其擒获。现在，这个最能带头作乱，最狡猾，也最卑鄙，最反复无常，也最能装孙子的，为唐之患久矣的颉利可汗，束手就擒，俯首降服，李世民等于祛除了一块心病。于是，在长安城的南门城楼上，搞了一次盛大的顺天门受降仪式。这位突厥族首领终于不得不承认李世民为天可汗。
时为太上皇的李渊，很大程度上也是拍自己儿子的马屁，连忙出面，在兴庆宫张罗了一个小型派对，赶这个热闹。“上皇闻擒颉利，叹曰：‘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上皇召上与贵臣十馀人及诸王、妃、主置酒凌烟阁”。那时不兴开香槟庆祝，也不搞焰火晚会助兴，但李靖缴获的战利品中，肯定少不了产自中亚的葡萄酒。那时胡俗甚盛，街坊多酒肆，遍地皆醉人，宫廷也不例外，大家喝得醉意盎然的时候，晚会上出现了一个史官不经意写出来的细节，但仅这一点点精彩，却表现出来只有在唐朝的天空下才会有的精神状态：
酒酣，上皇自弹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为寿，逮夜而罢。（《资治通鉴·唐纪九》）
宫廷舞会，在西方世界，是习以为常的。在东方，尤其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里，九五之尊的天子，庄严肃穆还来不及，哪有一国之主“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道理？因此，凌烟阁里的这场舞会，正是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所说“其君臣上下，共同望治，齐一努力之精神，实为中国史籍古今所鲜见”的最好写照。你也不能不服气在唐朝的天空下，这种在别的朝代少有的百无禁忌的强烈自信。
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犹太裔小说家凯尔泰斯的《大屠杀作为一种文化》中，曾经引用乔治·桑塔亚纳（Geoge Santayana）的名言：“一个有活力的社会必须保有它的智慧，以及对其自身及自身条件的自我意识，并且能够不断地予以更新。”老实说，很难想象，我们中国的皇帝，从宋以后，直至清末，这一千年间，由赵匡胤数到爱新觉罗·溥仪为止，可曾有过一位，在大庭广众，即兴起舞？而且，还要跳一种高难动作的少数民族舞。因为李渊手里的琵琶，是胡人的乐器，那么李世民跳的舞蹈，也可能就是当时流行的“胡旋舞”。这一通狂舞，绝对是那个时期大唐帝国活力的最高体现。
按《新唐书·礼乐志》，这种“舞者立毯上，旋转如风”的“胡旋舞”，节奏极火爆，情绪极热烈，动作极狂野，音乐极粗犷，是从西域流传到中土的舞蹈。白居易有一首诗《胡旋女》描写了一位女舞者的表演：“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可以想象李世民伸展双臂，在舞场上或旋或转，老爷子反弹琵琶，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