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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看了一眼，说，你对我嚷什么嚷？都是要救命的，快先进来吧。
我把春儿抱进去，放在床上。我看见她的脸越来越白，嘴唇乌紫。她不再那样喘气了。我大声叫她的名字，她也不像刚才那样瞪着我，眼神是涣散的，全身慢慢像一条鱼那样软下去。
那个洞里的心脏越跳越微弱。我看得明白，我知道完了。我重新抱起她，哭着说，春儿，你要挺住啊，你要挺住啊。
医生过来接管子的时候，心脏已经不跳了。医生用电棍击它，还是没用。我就这样看着春儿的脸完全惨白，眼珠子不动了，心脏也不动了，气不喘了。死了。
但她的手还是热的。非常热。甚至有些滚烫。我紧紧地握住她的手。
医生说，没有办法，失血太多。
太约过了有半个小时，等她送到太平间的时候，春儿的手还是热的，只是没刚才那么热了。我才知道，人身上的热是慢慢褪的。
很奇怪，春儿闭眼后，我一直没有哭。我呆在那里，看工人给她处理身体，血水流了一地。我想起了过去在乡下看过的杀猪的画面。也是这样，血水流了一地。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会想起这种画面，好像是对春儿的不敬。但它们真的很像。
是的。其实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真的没什么不同。猪只想弄口吃的，我们也只想弄口吃的，一样。想到这里，我放声大哭，握起春儿的手。这时候，我感到她的手凉了，像一块冰一样。
五天后，父亲来了。他没有见到春儿的面。因为停尸间要收钱，冷柜也要收钱，我没有钱，医院就免收，但让我尽快火化。我只好赶快处理。我在车祸现场贴了一张求助信，路人给我捐助了一些钱，那个好心的司机出了一些钱，刚够火化春儿的费用。
我没有记住那辆肇事车的车牌，警察问了当时的目击者，都说没看清楚车牌。
警察告诉我，他们要好好查一查。有结果再通知我。
在老六房门口，父亲捧着骨灰盒，一直哭。他骂我没照顾好春儿。我青着脸没吱声。父亲手发抖，骨灰盒掉在地上，这是最便宜的骨灰坛子，摔在地上就碎了，春儿的骨灰撒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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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外边的地上找了一个装饮料的纸箱子，和父亲一起从地上把春儿的骨灰撮起来。她的骨灰和泥土混在一起，我分都分不开。我的泪水滴在骨灰里。
父亲说，别分了，人从土里来，回到土里去。
我跟父亲说，你也别回去了，家里也没人了，你就留下来，跟我在一起。我要报仇。
老六叹了一口气，你跟谁报仇啊？谁啊。
张德彪说，城里人怎么那么狠呢？人都挂上了拖那么老远，一头大象也拖死了。
老六说，城里也有好心人，那个司机不是？是我们乡下人，命不值钱。拖死一个是一个，拖死俩算一双。
那个晚上，我做了一件事情。我拎了一把钳子，一个人来到路边的电线杆下面，我要剪断电线。我剪断了电线，就会停电。可是我站在电线杆子底下时，又犹豫了。我想，我不应该这么做的。我如果剪断了电线，那个帮助我的出租车司机，还有捐钱给我的那些人，家里也可能会停电。我不知道谁是我的仇人，谁是我的朋友。
老六知道我想剪电线，说，你真是笨到家了，没人是你的仇人，是我们命不好，谁叫你是乡下人呢？你说，医生是你的仇人吗？那个轧你妹妹的人是吗？他害怕，还不得跑吗？轧了人谁不害怕呢？没有仇人。
我说，强暴春儿的人，个个是我的仇人。
老六说，警察不是在查吗？
我说，我等不及。
张德彪说，你别告了，慢，还花钱，而且准得输，你不如上访好了。
我听了张德彪的意见，决定上访。我写了好多状子，告收容所。我跑遍了公安局，信访办，政府，法院，检察院，人大，民政局，妇联，报社。。。。。。很多地方都接了我们的状子，但都没有很及时的消息。
我有一种非常不详的预感。
后来我发现有人跟踪我们。我加入了在城西头的信访村。这里有好几排简易房，有好几百人住在这里，他们都是专门来上访的专业上访户。我和父亲就在这里住下。他们告诉我，上访能不能得到的回音是说不准的，得看这案子的性质。我听了很失望。我是个悲观主义者。老六和张德彪也搬来这里住，因为这里便宜。
我和父亲开始了漫长的上访生涯。我们卖过水果，和老六收过废品，跟张德彪干过泥水，我还在旧货市场扛过家具，为的是挣一点钱维持生活。我发誓要为春儿报仇，因为我看见了她的心脏，看到它如何慢慢停止跳动。
第五章 消失
我继续说。我们家经受的苦难。不是说所有苦难都堆到我们头上，而是有一根链条，把我们的命运锁在上面。苦难就像结在上面的果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比一个更大。
我和父亲上访了几个月。我把我要说的事都写了下来，一共写了五副状子。我和父亲来到市信访办，把事情一说。那个接待我们的人是一个中年人，有四十六、七的样子，没有什么表情。人太多了，他很忙，一个接一个很快地登记处理。他说，你们把材料留下。我问什么时候有答复，他说，我们会尽快处理。
我们把状子递到公安局的时候，情况有所变化。他们很仔细地登记了我和我父亲的名字和事由，态度很和蔼。其中一个警察要我把收容所的事情好好在描述一下，我就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把我妹妹的遭遇直到她死，都说了一遍。
警察说，她的死跟收容所没关糸，是车祸。
我说，她是被收容所害死的。
警察说，我们不要轻易下这样的结论，我们慢慢查。
我说，你们可不能慢慢查，我等不了了，我要个说法。
警察看了我一眼，我说错了，我是说，我们会好好查。
。。。。。。走出来的时候，父亲说，他们会把这事儿办了吗？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衙门从来不会错的，错了怎么当衙门。
我们于是开始等待。过了十天，有人找我们去更详细在讲述情况，并安慰我们，说只要是事实，一定会查清的。可是一个月过去，没有任何消息，再也没人来找我们了。我和父亲又回去信访办打听。信访办换了一个女的，见到我们时有笑脸。但她说现在上访很多，案子都查不过来，不是不查，得花时间。我让她查对了一下，她说已经转到公安局了。反正没有消息。我很失望。
我们再去公安局问的时候，见到了上次接待我们的那个人，他认出了我们，这次对我们很粗鲁。他说，根本没有我们所说的事，全是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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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们没有瞎说，我可以找人来作证。
他问，你找谁呢？
我说，一起被收容的人。
警察说，你找的人说话不算数。
我说，你们再查一查。
警察手一摆，说，查过了嘛，没有。没有这回事。
我说，不可能，我妹妹亲口对我说的。
警察说，那叫你妹妹来说。
他明知道我妹妹死了，还这样说。我很生气，我说，你们这些人太可恶了，不管我们的死活。
警察瞪着我，你怎么说话的？啊？我告诉你，不是事实的，就是诬吿。你现在就在诬告，不治你的罪就算放你一码了，我们查过了，没这回事。
我想了想，说，好吧。我们试试看。
警察听了一楞，就从门里走出来，看着我的脸，说，你说什么，你试试？你要试什么？
我不吱声。父亲拖着我走，走吧，走吧。
我低声说，我试一下，有没有公道。
警察不说话，而是很仔细地看了我的脸一会儿，什么也没说，回办公室了。
我父亲拉着我迅速离开了公安局。
第二天早上，我去南区收破烂。我在垃圾堆里整理一只旧洗衣机的时候，突然有几个人从旁边的巷子里窜出来，把我摁倒在地上。我的手被他们反拧到背后，痛得我眼冒金星。
我大叫，你们干嘛打我？
其中一个人说，你看看我们是谁？
我一看，是五六个警察。我说，我没偷东西。
他说，没偷东西？这洗衣机怎么回事？
我说，我是收破烂的，这是破烂。
警察说，你们这些乡下来的四川工，左手刚偷东西，右手就扔掉抵赖。
我喊，我不是四川人，我是江西的。
他说，反正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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