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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变得精神错乱是神经症患者通常的恐惧之一。不过，要是一个医生在诊治这种病症时犯了一段时间的错误，或者一时确定不了如何诊治，这并不会导致任何危害，也不会产生什么不必要的麻烦。
事实上，作分析法治疗病症也不会带来任何害处，虽然到头来会证实这是不必要的浪费。当然，肯定会有相当多的人把不幸的结果归咎于分析疗法。这无疑是不公正的。但这种情况毕竟应该避免。
“但是这话听起来叫人失望。
它从根本上摧毁了你对我讲的关于神经症的本质和起源的那些内容。“
根本不是。
这仅仅是再次证实了这个事实：神经症患者使得任何涉及到的人——包括分析者在内——都感到讨厌和窘迫。不过，要是我用更正确的措辞来阐述我的新见解，也许能澄清你的混乱。关于我们正在谈论的这类病症更正确的说法也许是，它们所呈现的确实是一种神经病，但是其根本原因并不是精神的，而是肉体的，是由生理因素而不是心理因素导致的。你明白吗？
“哦，我明白了。
但是我没法把它同另一面，即心理的那一面对应起来。“
只要我们记住生物的复杂性，这还是不难做到的。
我们是在哪儿发现神经症本质的？是在这样的事实中发现的——自我，亦即精神器官的较高组织（它是通过外部世界的影响而得以提高的），不能完成在本我和现实之间进行停调的作用，它由于虚弱而逃离本我的某些本能成分，为了弥补这一点，它就不得不容忍其以约束、症状及不成功的反应构成等为表现形式的抛弃的后果。
这样一种自我的虚弱在我们每个人的童年时代都能见到；而且正因如此，童年最初几年的经历才对我们后来的生活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在童年这一时期的独特的重压之下——我们还要过几年才能走完从“石器时代的原始人”到当代文明的参与者之间这段漫长的发展历程，尤其是我们同时还得抵挡这一早期性欲阶段的本能冲动——在这一重压之下，我们的自我便在压抑中寻求藏身之处，这样就容易受到童年神经症的侵袭，而这种童年神经症的残余又被我们的自我带入成熟期，为后来的神经性疾病埋下了种子。这时，一切都取决于命运如何对待这不断成长的有机体了。如果生活变得过于艰难，如果本能要求与现实要求之间的鸿沟变得过于不可逾越，自我在这两者之间所作的努力调解就可能失败。而且，自我越想进行调解，它就越容易受到它在幼儿期埋下的种子的阻抑。于是，压抑的过程就会重复，本能就会挣脱自我的控制，并在回归的道路上寻找替代的满足，这可怜的自我也就成了孤立无援的神经症患者了。
我们只要牢牢抓住这一点就行，整个局面的波节点和枢轴就在于自我组织的相对力量。
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发现要完成我们的病因勘探已经不难。我们已经知道有这样一些因素可以称作神经症的通常病因：童年期自我的虚弱；对付早期性欲冲动的任务；以及童年时代多少带有偶然性的经历的影响。
但是，难道不可能还有其他源于儿童生命开始之前的因素在起作用吗？
例如，从一开始就阻碍自我顺利完成任务的本我本能生活中的某种先天的力量和某种先天的不服驾驭的倾向？
或者由某些尚不为人所知的原因导致的自我发育过程中的某种特殊的虚弱？
这样一些因素当然应该获得病因学的重视，在某些病例中甚至应该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受到重视。我们每时每刻都应该认真对待本我的本能力量；如果这种力量发展得过于强大，我们的治疗就会前景暗淡。
我们对自我发育中的阻抑现象的起因还了解甚少。这些起因所导致的神经症病例想必具有一个基本的构造上的基础。
没有这样一些构造上的、天生的促成因素，神经症无疑是不大可能发生的。
但是，如果说自我的虚弱是导致神经症发生的决定因素，那么成年后的生理疾病也不可能触发神经症——只要这种疾病能够促使自我趋于虚弱。这种现象又是十分常见的。这种生理紊乱可以影响本我的本能生活，并能把本能的力量增强到超越自我所能对付的界限。这样的过程的典型模式也许就是由月经不调以及绝经所导致的女人的性格变化。
或者，某种一般的肉体疾病，确切地说，某种中枢神经器官的器质病，也许会破坏精神器官的营养状况，迫使精神器官减弱其功能，并阻止它发挥较为精细的作用，这些作用之一就是维持自我的组织。
所有这几类情况都会表现出基本相同的神经症现象；神经症总是具有相同的心理机制，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们也总是具有极为不同的、往往十分复杂的病因。
“你现在说的话倒更中听一些。
你终于像个医生那样谈论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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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现在期待的是你能承认，像神经症这样一个复杂的医学问题只能由医生来处理。“
你这样做恐怕太过分了吧。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讨论的只是病理学的问题，而我们在分析中所关心的却是治疗过程。
我承认——不，我坚持认为——在考虑进行分析治疗的所有病例中，首先应该由医生确定诊断。幸运的是，我们所接触的神经症病例绝大多数都是由心理因素触发的，没有必要从病理学角度作任何推测。
一旦医生确定了诊断，他就可以满怀信心地把治疗工作移交给外行分析者。
在我们精神分析学会，事情总是这样安排的。多亏医学界成员与非医学界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人们可能担心的那些错误几乎是完全避免了。
不过话说回来，随着治疗工作的深入还可能出现某种意外情况，使得分析者不得不求助于医生。在分析治疗过程中会出现这样一些症状——最常见的是生理性症状——使分析者拿不定究竟是否应该把它们看作属于神经症，或者是否应该把它们同某种中途介入的独立的器质性疾病联系起来。这一点仍然得由医生来定夺。
“这就是说，即使在分析过程中一个外行分析者也还是不能没有医生。这可是证明外行不适于分析的一个新的论据。”
不。根本不能从这样的可能性中强行得出否定外行分析的论据，因为在这种场合，即使是医界的分析者也只能这样做。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分析治疗中有一条技术规则，如果在治疗过程中出现这样的难以确定的症状，分析者就不应任自作出判断，而应该听取某一位与分析无关的医生——可能是一位会诊医生——对这种症状的看法，即使分析者本人就是医生并仍然精通医学知识。
“可为什么要制定这样一条在我看来似乎毫无必要的规则呢？”
这不是毫无必要的；事实上，制定这样的规则是有好几个原因的。
首先，由同一个人来进行器质性疾病和精神性疾病的综合治疗并非上策；其次，由于移情关系的存在，由分析者对患者进行身体检查也是不妥的；再次，既然分析者的兴趣如此强烈地集中在心理因素上，他就完全有理由怀疑自己是否存有偏见。
“现在我已经相当清楚地了解你对外行分析的态度了。
你已认定非有外行分析者不可了。由于你只能相信他们是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所以你就东拼西凑地找出种种理由来为他们辩解，为他们的存在创造有利条件。
可我却一点都看不出为什么应该有外行分析者，因为他们毕竟只能充当二流治疗家。
在我看来，已经被训练为分析家的少数外行倒可以作为例外情况看待，但不应该再产生出新的外行分析者，所有分析训练机构都应该把不再训练外行当作应尽的职责。“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如果能证明所涉及的一切利益都将通过这一约束而获得的话。你一定会同意我所说的利益有三种，即患者的利益，医生的利益，以及——最后但不是最次要的——科学的利益。
事实上，科学的利益包含着一切未来的患者的利益。我们现在来综合考察一下这三方面的利益，好吗？
对于患者说来，分析者究竟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