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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告诉我们，孩子的愿望是超越这种情感的，完全到达了我们所了解的肉欲满足的地步——亦即就孩子的想象力所及。孩子当然根本猜想不到实际的性茭行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他用源自他自己的经验与情感的其他观念取代了这种行为。
一般说来，他的愿望总是在产生以某种模糊不清的方式生出孩子的意图时达到顶峰。
男孩也由于无知而同样怀有生孩子的愿望。我们把这整个精神结构命名为“俄狄浦斯情结”（源出希腊神话）。随着性发展
①指大小便。——译者注。
的早期阶段的结束，这种情绪通常应被放弃，应发生剧烈的分裂，并实现转换，而这种转换的产物是注定要在后来的精神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
但是一般说来，这种转换的程度总是不够彻底；倘若如此，一进入青春期，这种情结又会复苏，并会产生严重后果。
你竟然仍沉默着，这使我颇感惊讶。
你的沉默不太可能是表示赞同。精神分析在提出儿童最初的对象选择是具有——用专业术语来说——乱仑意味的这一主张时，它无疑又一次伤害了人类最神圣的情感，完全有必要准备好迎接同等强烈的怀疑，驳斥和攻击。当然，这种遭遇对精神分析说来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遭到最猛烈攻击的是它把“俄狄浦斯情结”
看作人类命中注定存在的结构。
顺便说一句，这段希腊神话必然也有同样的含义，但是今天的大多数人，无论是有知识的还是没有知识的，都宁愿相信造物主在我们的心灵中种下了一种防止乱仑可能的天生的憎恶。
不过，让我们首先求助于历史吧。
当凯撒大帝进入埃及国土时，他发现年轻的公主克娄巴特拉（她很快就在凯撒心目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嫁给了比她更年轻的同族兄弟托勒密。
在埃及王朝中这事是毫不稀奇的；托勒密家族具有希腊血统，他们只是继承了其祖先——古代法老——保持了几千年的这一习俗而已。
不过这还只是兄弟姐妹间的乱仑，这种关系即使在当今也是不会遭到严厉斥责的。所以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探讨原始时代种种问题的主要见证——神话学吧。神话学告诉我们，每个民族的神话——不仅仅是希腊神话——都充满了关于父女之间、甚至母子之间相互爱恋的例子。
宇宙论几乎和王族家谱一样，也是在乱仑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在你看来，这些神话传说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创造出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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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给诸神和国王都贴上罪犯的标记？是为了把人类的憎恨都集中到他们身上？
无疑不是，而是因为乱仑的愿望是人类的原始遗产，从未得到彻底的克服，因此，当大多数普通人都已被迫抛弃这种愿望的时候，诸神及其后代仍然拥有这种愿望的权利。我们发现乱仑的愿望在人的童年时代仍然存在并起作用，这是与这些历史和神话学的研究结果完全一致的。
“你想对我隐瞒所有这些关于幼儿性欲的见解，这会使我感到不快。
我觉得这方面的问题极有意思，尤其是联系人类史前阶段来看。“
我是担心这个问题会使我们偏离我们的目的太远。
不过，或许归根到底这还是有用的。
“请你先告诉我，你能为你在儿童性生活方面的分析发现提供什么确凿的根据？难道你的信念只是基于符合神话学和历史的那几点吗？”
哦，根本不是。这是基于直接的观察的。情况是这样的。
起初我们根据对成｜人的分析——也就是说，对二十或四十年以后的情况的分析——来推导童年性生活的内容。
然后，我们便对儿童本人进行分析，要是我们能在他们身上确证我们曾经预料到的一切——尽管在分析间隔中会出现遮盖和扭曲的现象——这无疑是不小的胜利。
“什么？
你还对小孩进行分析吗？
六岁以下的孩子？
这可能吗？这对孩子来说不是太危险了吗？“
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四五岁的孩子头脑里出现的东西简直是难以相信的。
那个年龄的孩子大脑非常活泼；他们早期的性阶段是一个知识成熟的阶段。我认为，随着潜伏期的开始，他们也在精神上受到了阻抑，而且也是从那时起，许多孩子会失去他们身体上的魅力。
至于早年分析造成危害问题，我可告诉你，第一个接受到这一试验的孩子——那是大约二十年以前的事——现在已经长成一个健康、能干的年轻人。
他安然无恙地顺利度过了青春期，尽管他出现过一些生理上的严重创伤。我们可以指望其他早年分析的“受害者”
也不会遇到更大的危险。
这种儿童分析中有着许多令人感兴趣的东西，很可能将来会变得更为重要。
从理论角度来看，他们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一些在成｜人分析中未能解决的问题，通过儿童分析而得以澄清，从而使分析者避免犯一些或许一时对他有用的谬误，只要在那些导致形成的因素正实际起作用的时候偶然抓住它们，后来就再也不会搞错了。
诚然，为孩子的利益着想，分析影响必须与教育措施结合起来。
这项技术仍然有待改进。
但是，一旦我们观察到我们的许许多多孩子在发育过程中都经历过一个明显的神经症阶段，这就产生了实际的利益。
既然我们已经学会怎样观察得更敏锐，我们就禁不住要说，儿童的神经症并不是例外，而是常规，仿佛是从婴孩先天的生性通向文明社会的通路上能够避免的现象。
在多数情况下，这种童年神经症阶段是自发地克服的。可是它难道不可能也很规律地在一般的健康成年人身上留下痕迹吗？
另一方面，在那些后来患神经症的人身上我们总是能发现与童年疾症的种种联系，虽然当时不一定十分明显。
我相信，如今有些医生认为我们每一个人就在童年时代遭受过结核病的侵袭，这正和我刚才说的情况相仿。当然，在神经症的情况中免疫因素并不起作用，所起作用的只是预定因素。
让我们再回过来考虑你关于确凿性的问题。根据对儿童的直接分析考察，我们已经相当普遍地确信我们对成年人讲述的童年经历进行解析是正确的。不过，在相当多的实例中，也有可能得出另一种确信的证据。从某些患者的分析中获得的材料使我们能够重新构造出他们童年时代的某些外部经历，某些给人深刻印象的事件，虽然患者本人并未保存对这些事件的意识记忆。后来，由于某种偶然的巧合，或根据从父母或保姆那儿了解到的情况，我们得以获得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我们所推测的那些事件果真发生过。这种情况当然并不经常出现，但一旦出现，就会产生极为有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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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须明白，这种遗忘的童年经历的正确重新构造总是具有极大的治疗效果，无论能否运用客观的证据来证实。这些事件之所以重要，当然是因为它们发生于这样小的年龄，发生于它们还能对虚弱的自我产生创伤影响的时期。
“这种必须通过分析来发现的事件究竟是什么样的事件呢？”
各种各样的事件。首先是能对儿童性蕾期生活产生永久影响的事件——例如见到成年人之间的性行为，或自己与成年人或与另一个孩子的性经验（这类事件并不罕见）；此外又如无意中听见一些谈话，使这孩子认为自己能由此得出关于神秘、离奇事件的结论——无论是当时就明白了，还是经过深思才明白的；或者还有孩子自己说的话或做的事，表现出对别人的爱慕或敌视的态度。在分析中诱导出关于患者自己遗忘了的以及被成年人阻止了的童年性行为的记忆，是特别重要的。
“我有一个早就想问的问题，现在你的话给了我这样的机会。
儿童的这种早期‘性行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照你所说，它在分析以前总是被忽视的。“
奇怪的是，这种性行为的规律性的、根本的部分并未被忽视。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因为要忽视这一部分是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