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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爱好、生活方式不一样的两个人，如果彼此都有强烈的爱情，都能为对方改变自己，也许仍能过得很好。有很多事，有爱情和没爱情，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完全不同的反应，也就有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但如果缺乏这种强烈的爱情，就很难欣赏对方的生活方式，都希望对方改变了来适应自己，或者都极力去改造对方，生活就变成劳改农场劳教所了，那将是场无休无止的痛苦的战争。
杨红想，彼得说得对，你不能用你的好恶来要求这个世界，别人有别人的审美观，不能因为别人的审美观跟你不一样就觉得别人是丑恶的。她想，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就觉得自己的活法才是正确的，希望周宁照我的方式来生活，周宁则竭尽全力保持他自己的生活方式，两个人实际就是在明争暗斗，看谁能战胜谁。如果周宁找的是一个跟他一样爱玩爱打麻将的人，他们两个人可以同时出去打，打到半夜再回家来做爱，做完了睡觉，岂不快哉？哪里用得着像他现在这样，溜出去的时候像小偷，打的时候心神不定，回到家要看老婆脸色，想想就痛苦，亏周宁还能容忍这么多年，难怪周宁说跟我过了这些年，白头发都生了不少。
两个人各自为着不同或相同的原因，死守着这个婚姻，明知两人生活方式不一样，还是继续进行着这场改造对方、保存自己的战役。既然两个人不能为对方改造自己，又不能有效地改造对方，更不欣赏彼此的活法，为什么还要苦苦地守在一起折磨彼此呢？也许这个“故乡的云”跟周宁更接近，他们毕竟是生在同一个地方，长在同一个地方，现在她又这么爱周宁，她就可以为他改变自己，而不用像自己一样，老想着改变周宁。
杨红想，实际上结婚之前我就知道我们两个是不同的人。匆匆结婚，是因为自己怕孤独，怕别人议论笑话，也因为那时还不知道什么是爱，以为跟周宁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就是爱，其实那只能说是不讨厌，是因被人爱而产生的自豪和感激。等到后来遇见了陈大龄，才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爱，那是一种从灵到肉你都无法控制的感情，爱不可预计，不可预防，你爱了，就爱了，道德也好，不道德也好，你都无法控制。你能控制的是你的行动，但爱的感觉你是无法控制的。
爱一个人，却又跟另一个人守在一起，那种痛苦是难以形容的。没有一个人值得你爱，你可以平静地跟一个爱你而你不讨厌的人凑合，但如果这世界上有一个你爱的人，而且他也爱你，那你跟另一个人的凑合就可以是致命的痛苦。
这些年跟周宁这样死死地守在一起，与其说是因为爱情，还不如说是因为习惯和面子，再加上一些错误的观念，比如认为离婚就是一种失败，离婚的人肯定是有问题的。又比如认为谁提出离婚，就是谁不要对方了，而那个被人不要的一方就贬值了，就没面子了。
从前害怕离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怕伤害孩子。杨红有一个最活生生的例子，就是周宁的兄嫂离了婚，而他们的孩子只读了个中学就辍学了。当她把这个例子讲给海燕听的时候，海燕笑她说：“我可以把你这种思维当作一个经典例子讲给我的学生听，就是一看见两件事前后发生，就认为中间有因果关系。周宁的兄嫂离婚和他们的孩子辍学，只是两件前后发生的事，中间有没有因果关系，还不一定。
“如果跟你说的那样，周宁的兄嫂都只读了个中学，两口子爱打麻将，又经常吵闹，最后嫂嫂跟人跑了，这才离了婚。那么就算两个人不离婚，他们也没心思教育孩子，孩子可能还是只能上个中学，说不定更糟。就算他们的孩子是因为父母离婚才荒废学业的，也只是一个个案，不能说明离婚家庭的小孩就个个会荒废学业。”
海燕说着，伸出手：“把你的统计数据拿来我看，看看到底有多少人是因为父母离婚而荒废了学业的。”
“我哪里有什么统计数据？就这一个例子，这一个例子还被你驳倒了。”
“没有统计数据，怎么就轻信了呢？即便有统计数据，你都要问一问，统计数据是怎么样得出来的。像离婚这种社会现象，你不能像做科学实验那样，抽出各方面一模一样的两组人，控制所有其他因素，只让一组离婚，而另一组不离婚，若干年后，再来统计两组当中，有多少小孩荒废了学业。如果是那样获得的统计数据，可能是比较可信的。”
杨红想象了一下，说：“那好像是不可能的，谁愿意把自己的一生拿来做这种实验？”（文－人－书－屋－Ｗ－Ｒ－Ｓ－Ｈ－Ｕ）
“所以说报道离婚对小孩影响的文章不可能是基于这种统计数据的，只能是找一些离婚的家庭，一些没离婚的家庭，尽可能的让其他因素相同相近，然后分析研究离婚对小孩学业的影响。如果不注意，离婚那组找的都是周宁的兄嫂那样的夫妻，结论就会是离婚严重影响小孩学业；如果离婚那一组找的全是爱因斯坦那样的人，那你的结论就会是离婚成就小孩学业。”
杨红忍不住笑起来：“哪有那么多爱因斯坦？还不知爱因斯坦跟他老婆离没离呢。”
“我不举这么个极端例子，怎么能把道理说清，把你这种人说服呢？”海燕笑着说，“你应该去学统计，学两天后，你就从听什么，信什么，变成听什么，不信什么了。像你上次说西边沃尔玛的葡萄比东边沃尔玛的葡萄甜，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跑到两边的沃尔玛去，大面积抽样，再做统计分析，因为你每次只去一个沃尔玛，连比较都没做，你比的是上星期的东边与这星期的西边，怎么能得出那个结论呢？”
杨红说：“其实我什么统计数据都没有看到过，连报道离婚的文章也没看，不知为什么，就一直认为离婚肯定对孩子造成负面影响。一想到离婚，就仿佛看到我的儿子低着头，蹲在地上，而一大群小孩正围着他吐口水，笑他，骂他是没爹的孩子。实际上，在生活中，我也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情景。”
海燕笑着说：“这可能是从书里或者电视电影里看来的。不是学统计的人，不会一天到晚问别人要统计数据，所以对很多人来说，文学作品往往比统计数据更能影响他们。人们看到一堆统计数据，就觉得枯燥，看过也可能很快就忘了，但一个生动感人的场景，却能使人铭心刻骨。
有人说统计学家是最大的骗子，因为统计学家拿出来的数据使人更容易相信而不去问他的数据是怎么得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小说电影也可以是最大的骗子，因为他们刻画出的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可以使人忘了问这些人物的真实性和代表性。这并不是说统计学家和作者有意骗人，而是我们这些读者习惯于不问青红皂白就相信别人的话。
所以不论对什么观点，都应该问一问是谁说的，为什么说，有没有统计数据，统计数据是怎样得出来的。当然这是说对一些重大问题，小事情就不必费这么大的心了。比如别人说小孩吃了味精不长个，我做菜就不放了，这种事情，我就懒得费心去查它统计数据了，因为味精就算没坏处，也没什么好处，咱们这种烹调水平，还需要味精？”
现在想到离婚，杨红只有一个担心，就是怕周宁会跟她争着要孩子。她在妈妈小组听到好几个妈妈讲她们的丈夫如何跟她们争夺孩子的抚养权，有的丈夫甚至威胁说如果得不到孩子就要把孩子拐跑或者弄死。杨红不知道周宁会不会这样，她知道他并不太在乎孩子，连是不是他的孩子他都没数。但那些争夺抚养权的丈夫也不一定是在乎孩子，有的只是想拖住妻子。杨红现在很能理解为什么有的妈妈为了孩子，只好跟丈夫守在一起。杨红想，如果周宁要跟她争夺孩子的抚养权，那就只能请法院来判了。但她也听说即使法院判给了她，如果周宁把孩子偷偷带走了，法院也不能派人帮你去找孩子，最多发发传票，孩子还得你自己去找回来。杨红想等周宁到美国来了再办离婚，因为周宁在中国有他的兄弟朋友麻将哥们什么的帮忙，到了这里，他就没那些势力了。
杨红给周宁发了个长长的电邮，提出离婚的事。周宁看到后立即打来了一个电话，问这一切是不是因为那个“故乡的云”骚扰引起的，如果是，那你就误会了，我跟她早已断了，而且没有回到一起的可能。“故乡的云”不问青红皂白地离婚，我不会对此负什么责任。
杨红静静地说：“不是，这事跟她不相关，是我自己想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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