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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侯少庆再也不提“一对红”了。童无逸失去了他的政治庇护。连曾经相好的刘志英都问李联芬：“大队通知四类分子到公社砍柴，你那个人去不去？”
童童说：“这种日子过起该多难受。李联芬承受的压力可想而之。不久，大女儿出世了。我想，这次总算逃脱了管制、判刑，就给她取名为童涛，谐‘逃’音。借杜甫诗‘无边落木潇潇下’的意境，小名潇潇。还写了一首七律。”他拿出纸笔，写给彦荷看：
妖猴顽劣偏得道
践踏丹墀岂非仙
惊天动地千钧棒
炼志囚身五行山
喜出石匣称解脱
奈何金箍有紧宽
可怜昔日齐天圣
四大皆空望佛坛
老九看了两遍，说：“‘喜出石匣’一联好，工稳，有哲理。咋个自称妖猴呢？还顽劣？”
童童笑道：“在他们眼里，我们这种人不是顽劣妖猴是啥子？”
老九笑笑，说：“你这‘四大皆空’怕是一语双关吧！”
“之所以叫‘曾精灵’！”童童竖起大拇指。
老九推他一掌，说：“算了！装摸做样。以为我不晓得其实你在自我陶醉，沾沾自喜！”
童童不笑了，说：“你冤枉我了。其实我很有自知之明。我有啥子值得自我陶醉，沾沾自喜的嘛？写点狗屁不通的东西，都是有感而发，但不敢见人。李联芬又一窍不通。离开石屏那天，我在门上写了首《笼中鸟》：
饮啄难忘云悠悠
春花秋月总是愁
今朝振翅飞将去
地阔天高不回头
念给她听。过了几天，她说她明白了，一口咬定是我再也不想跟她回后家了。叫人哭笑不得。”
老九说：“她不像没文化的样子呀！啥子程度？”
童童无奈地说：“开初，她们说她读过小学，我想将就了。带她逛兴盛，在乾元关，给她说碑上那副有名的对联，是用兴盛的紫燕场、朱鸾镇、迎福街、丹凤驿、青牛坪、白马寺、望月楼、黄龙观这些地名串成的；工稳、精妙、意趣悠长。把这副对联的出处说给她听，没想到。。。。。。”
“你晓得出处？”老九打断他说：“我晓得这副对联，就不晓得出处。你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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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童说：“有两种版本，也没人考证何真何假。一说是前后任县官较量文才；一说是翰林出联招女婿。反正这些故事都有个大同小异的模式，你自己编园就行。还是说联芬吧。我讲得兴致勃勃；她听得一脸茫然。我算是对牛弹了一回琴。原来，她小学三册都没读完就回家背牛草背篼了。难怪
‘紫燕朱鸾迎丹凤；
青牛白马望黄龙。’
十四个字她只认得‘白、马、牛’三个！”
“你可以教她呀！”
“教过。白天干活忙，晚上教吧，不到十分钟她就困了，当我是唱催眠曲。要是三姑六婆、四姐八妹来了，家长里短、鸡毛蒜皮，扯到三更半夜，甚至鸡叫天亮，精神好得很！一个‘2/3’我教了几年，到现在她都不明白。我认了！”
看到童童无可奈何的样子，老九感同身受，也想一吐为快；转念一想，还为时过早，谈谈再说，笑着安慰他：“你总算遇到伯乐，春风得意了嘛！”
童童不以为然，说：“啥子春风得意哟？搞起好耍，轻松愉快地混伙食、拿补助、挣点 火巴火巴工分不是！”
“在文教局混伙食？算可以了！”老九笑着说：“喂！谈谈你的发迹史。”
“发啥子迹哟？”童童说：“在石屏，听妈妈说二老表在食品公司当经理，帮我们联系好了，迁回兴盛城郊区，乾元公社，高兴得很，都以为是菜蔬队，分配高些，吃供应粮。没想到是最偏远的红星四队。人多田土少。过去都是做麻布生意，修起大瓦房，叫袁家大院子。后来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割资本主义尾巴、以粮为纲，不准做麻布生意，划为农业队，穷得。。。。。。咋个说呢？所有的农民全靠偷东西活命。编起顺口溜来唱：‘大干部大偷/小干部小偷/社员只有毛毛揪！’青壮年偷铁路货车，叫‘吃两条线’；老弱妇孺就见啥偷啥。附近那个国营农场遭了殃。就是各家自留地的茄子南瓜四季豆、青菜萝卜、甚至麦子高粱都保不住自己吃得到口不！富丽堂皇的袁家大院子成了个告化营、贼窝子，破烂不堪，就跟哪个诗人早年写的那样：‘看不到一座二、三十年内新修的民房’！我只好跟一伙农民到云南做苦工混饭吃，叫‘挖斋’！去的时候包工头说一个月要找几十百把块钱；啥子活路没干过？在原始森林无人区修公路；在高差一两千米的山顶到河谷开防火线；一个个浑身褴褛，头发胡子一包糟。哪个不像史前时代的野人？没一个工地不是工程未完包工头就卷款潜逃的！‘斋哥’们还要替工头做工还债。十天半月无粮无菜，吃野菜野果是常事。直到公安局出面，甲方出钱粮遣散。没车，走百十里山路到某个城市，又到其他工地镶个饭碗，开始下一轮恶性循环。最后无工可做了，徒步几百里到昆明，终于找到个通下水道的活路，在熙来攘往的人群胯下，浑身污泥浊水，臭气熏人，跟阴沟里的耗子样，干了个多月，除了伙食，进了几角钱。靠二哥买车票才回到兴盛。老母亲说得非常形象：大种告化子一个！三个月的叶叶，认人，从不让生人抱，见我就笑着伸手求抱。真是血缘哪！抱着叶叶我想哭。这家人咋个活呀？”童童喝了口水，说：“有天进城买煤，在公社门口碰到张老师。他是我初中一年级的班主任，现在是文教局群众文化股股长，在乾元公社蹲点搞政治夜校。他要我写几首诗，作为他蹲点抓出的成绩。尽管他在一中不相信我下水救人，批评过我，我还是很佩服他的学识、人品。我写了几首，第二天交卷。他大喜过望，说：‘我晓得你可以写，没想到你一天就写了这么多。水平还不错！’过了几天，公社通知开会。县、区社有关领导，几百下乡、回乡知青，听市里专业作家周老师讲评我写的诗。高帽子给我戴了一大堆。最后号召全体下乡、回乡知识青年向我学习，写诗写文章，办政治夜校，批林批孔。挑选了二、三十个男女知青，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公社团委书记当队长。我当编导。也是风云聚会，这些1972年前后毕业的应届高中生，声乐、器乐、舞蹈、表演，人才汇粹；身材、扮相、演技、舞姿、风度、气质、化妆、美工，禀赋超群。加上我们宣传队的节目几乎全是我创作的。独一无二，决无雷同，在每次汇演中稳拿第一，超过了以前风头最劲的几个区宣传队。县里的各种会议，各个节日，各种活动，都安排我们演出。还时常代表县、区革委到各大水利工地、驻军营地、工厂矿山去慰问演出。文化馆为我的诗歌出了个专集。用我一首诗的标题叫《我们的诗》。就这样，县里有关文艺创作、群众文化、政治夜校的会议都通知我参加。有会议补助、生产队要评工分，还有会议伙食吃，比队里出工强多了，何乐而不为？也就是到文教局‘挖斋’来了。”
尽管童童把写诗搞宣传跟挖斋相提并论，不以为然，彦荷却从中看出了他命运的转机。到底他写了些啥，会让当权派们赏识呢？他说：“你把不敢见人的东西都给我看了，那些当众宣传，人家赏识的大作可不可以告诉我呢？”
童童笑了，说：“我给你看的是心有所悟，由衷而发的真情之作。那些人云亦云、应景卖乖、图解政治、喊口号、拍马屁、浮上水、口是心非、粉饰太平的东西，我自己都讨厌，写过就忘，想给你讲都记不起来。有啥说的？”
“我不信！”老九沉下脸来。
童童想了好久，说：“有些想起来了，确实不好意思给你说。发表时我都用‘童耘’的笔名，不敢用真名。我选几句不太可耻的给你讲吧：‘。。。。。。冲开五千年迷雾；荡涤八万里云烟 。。。。。。‘。。。。。。红核拳高擎九重天；万吨轮威镇四海浪。。。。。。’‘。。。。。。 千条江河联万面明镜；百世荒原献亿吨棉粮。。。。。。’诸如此类，我都记不得是为啥写的了。‘卷起的裤腿还没放下/小辫上粘着田头的泥巴/手背上贴着一片秧叶/笑吟吟黑板前站下。。。。。。’写政治夜校女教师。。。。。。算了，记不得了。还有些歌剧、话剧剧本，纯粹是套的样板戏框框，，更不好意思说！”
“《我们的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