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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用得着当官吗？拥有这一份话语霸权，也就足够足够了。
君不见今天之文坛，那些小八腊子，甚至还不如王衍那样拿得出手呢，或追屁族写几篇鸟评论者，或叮屁族抓大头敲竹杠者，或闻屁族直奔绿罗裙下者，即使有一丁点话语权，谈不上霸，不过是虎牌万金油罢了，也是要用够用足的。一个个，谁不是油头粉面，脑满肠肥，像猪八戒到高老庄招亲似的，得意忘形，神气活现。但是，王衍与上述诸君不同的，他是个大牌人物，他是个不甘寂寞，不易满足的大玩家，玩名士，玩麈尾，玩清谈，玩黄老的同时，他一刻也不闲地玩乌纱，玩权术，玩政治，玩官场。
所以，此公可是大错而特错了。
一个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最好做什么，最好不做什么，是要有最起码的自知之明。最好在磅秤上约约自己，毛重多少，净重多少，去皮以后，减去蚀耗，知道几斤几两的实数，在哪个量级，做多大事情，这才心里有数。
为文，就老老实实爬格子，为官，就兢兢业业等因奉此，为车夫，就规规矩矩遵守交通规则，为小萝卜头，就永远看着上司的眼色行事。王衍，奢谈黄老，天花乱坠，是他的强项，当官做吏，率兵打仗，是他的软肋。黄老这一套，练练嘴皮子是可以的，指着治国平天下，就非坏事不可。
后来，我也悟过来了，凡文人，一旦弄不出文，或弄不好文，就只有染指权力一途。因为当这个长，当那个长，是无师自通的行业，用不着什么正经学问。老实说，除了未庄的阿Q先生，谁不会将圈画得很圆？但是，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权力对文人来说，永远是一杯鸩酒，是绝对饮不得的。
我们可以为他设想，若是摇麈尾，尚清谈，好黄老，崇虚无，作一位名士班头，贵族领袖，情场魁首，风流太岁，在洛阳城里，他应该是天字第一号快活之人。
“宁馨儿”就倒霉在不识数上面了。这个王衍，据《晋书》：“泰始八年（272），故尚书卢钦举（衍）为辽东太守，不就。”因为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那时还算是有点清醒。后来，就一直浮沉官场，虽然也有两次辞官之举，永康元年（300），“赵王伦篡位，衍阳狂斫婢以自兔。”次年，“齐王冏有匡复之功，而专权自恣，衍以病去官。”实际上，人去心留，并未完全跳出政治漩涡，知识分子待价而沽的心态，加之人捧自抬，相信自己果然是既宁且馨的超重量级人物，就更下不了狠心与权力场彻底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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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八王之乱以后，死的死了，亡的亡了，他一步步从尚书仆射，领吏部，拜尚书令，到司空，司徒，成了“居宰辅之重”的政界一把手，又从都督征讨诸军事，持节，假黄钺，以太尉为太傅军司，成了“众共推为元帅”的军界一把手，这位空手道竟混到亦文亦武，亦政亦军的领袖地步，他自己也觉得有点犯晕，尤其司马越病死以后，他手里的白玉柄麈尾，也耍得不那么利落了。
现在，大玩家攀登到权力的顶峰，得到了一切，但是，他生命也到了终点。因为，他的对手，不是别人，而是在北疆边外崛起的游牧部落首领石勒，这位一直觊觎中原的匈奴后代，乘虚而入，紧追着抛开洛阳南逃的晋军主力不放，而王衍，恰巧是这支部队的总司令。当石勒还是十四岁的部落小卒时，大概在洛阳上东门，摆过地摊，贩过牛羊，那高亢的叫卖之声，曾经吸引了路过那儿的王衍，算是有过一面之交。现在，王衍统率的部队到达河南郫城，却落入石勒大股骑兵的包围之下，不经一战，全军溃败，从前的大老爷，现在的阶下囚，而过去的小盲流，却是能决定他生死的阎罗王。
“宁馨儿”的下场（4）
这一次见面，有点滑稽，如同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那位红军战士，进了冬宫，看见骑着高头大马的沙皇将军，来不及举手敬礼一样，石勒认出俘虏队里的王衍，想起当年上东门摆摊的经历，不觉自惭形秽，竟连忙趋前致意，“勒呼王公，与之相见。”“勒甚悦之，与语移日。”
王衍终究是徒有外表，而绝无人格力量的文人，为了苟且求生，一方面推卸自己的责任，说自己不过是个大玩家，不问政治；一方面无耻地向那个胡服左衽，说不定脑袋上留一撮毛的胡人首领献媚，要他称尊号，做皇帝，跟他做起政治交易。
石勒对这个handsome的男人，一是折服他的口齿，二是欣赏他的仪态，三是他内心深处对于中原文化的景慕，才有这次坐下来交谈的可能。想不到此公如此表里不一，整个一个奸佞之徒，听到这里，不由得勃然大怒，“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以下均见《晋书》）
的确，有那么一刹那间，石勒犹豫过，对这位中朝衣冠的代表人物，怎么处置，动摇过，曾问过手下人：“当可活否？”然而，当他听到这位知识分子的话语，心灵之中，竟是如此漆黑一团，竟是如此卑鄙龌龊时，他觉得面前这个中原文人，尽管非常handsome，活在世界上也是十分多余的了。
于是，呼左右挟出，关在一间土屋里。不是将他杀死，而是半夜里派士兵将四堵墙推倒，将他压死在里面，给这位宁馨儿保留一具完整的尸体。
这条来自北方的狼，想不到倒是一个艺术上的完美主义者。
宁馨儿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名和实，表和里，外面看得见的东西，和内里看不见的东西，夸张虚浮哄抬起来的声名，和实实在在的学问才华，并不总是那么一致的。有这点清醒认识，无论看人，还是待己，能够一分为二，能够实事求是，也许不无裨益。
博士买驴（1）
“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这句话出自《颜氏家训》。如果这位南北朝时代的博士官，有兴趣写小说的话，一定会得到现代派和新锐的评价。买一头驴，立字契，洋洋洒洒，写了三大篇纸，硬是没有接触到这篇字契的主题——那头正在牲口市里尥蹶子嗷嗷叫的毛驴。这等功夫，恐怕不能不令时下的先锋作家望洋兴叹、自愧弗如的。
提起颜之推的这部《家训》和朱柏庐“黎明即起，打扫庭院”的《治家格言》，应该说是同一范畴的家庭教育读物。中国人一向重视家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认为这是一个应该维系紧密的集体。反之，则视为不正常。西方社会不这样看，儿女长大成｜人，劳燕分飞，各奔东西。你不养我，我也不养你，属于天经地义。所以，我们常常在报纸上看到美国的老头、老太太，孤独凄凉地死在自己的公寓里，很长时间不会被人发现，直到尸臭从门缝传出来，邻居才会去报警。张爱玲最后就是这样结果的，如果她的晚年是在国内度过的，这种悲剧大概就不会发生了。
在儒家哲学体系里，家和国是等同物，不过大小之分罢了。无国则无家，这才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情壮志；有家才有国，“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旧时的中国男人，从小读《四书》时，就要立下的抱负。若是父母死在阁楼上，楼下还在打麻将，这种人连个家都齐不了，焉谈治国？所以，古人视家庭为国家的细胞，国有国规，家有家训，因此，古籍中就有了“家训”这一类书。
这部《颜氏家训》与朱柏庐的《治家格言》稍有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文化品味超越了实用意义。本来作为维系家族传统精神，对家庭成员进行自我约束用的规劝文本，由于触及到南北朝政治、文化、社会、风俗等诸多状况，因而具有独特的价值。琅玡颜氏是大族，从晋代起，就是很负声望的高门，也是少数没有沾染魏晋玄风，还保持着传统经学的贵族门第。颜之推本人，初仕于南梁，再俘于北周，后逃于北齐，一直活到隋代。因此，这个家族辗转迁移的历史，其家训是研究南北朝时代人文情况、生存状态、社会背景、时代风貌的一部很有用的书籍。
由于这样的家风，颜之推自然是那种比较正经也比较传统的士大夫，即使不那么正襟危坐，与他同时代的那些尚通脱、好黄老、喜玄谈、求自在的文化人相比，也正经太多了些。所以，他在这部很正统的著作中，对于古往今来的文人，其看法往往更着重在为文以外的人品方面，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