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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与时代的关系至大。###，则文学终结，安定，则文学复苏。十年文革，只有浩然先生的小说，舍此便全是空白，即可证明。
东汉末年，先是黄巾农民起义，九州暴乱，生灵涂炭；后是董卓那个军阀折腾，战祸不已。洛阳夷为平地，中原水深火热，这时候，一切都在毁灭的灾难之中，文学自然也陷于绝境。因为农民革命虽然有其推动时代进步的作用，但也有其破坏文明文化，摧毁社会财富的相当消极的方面。董卓，不过是一个穿上战袍的西凉农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动和黄巾也差不多，都带有农民革命家的那种仇视文化，仇视知识，仇视人类文明的特点，在破坏人类文明成果的憎恨气氛里，在硝烟战火的刀光剑影之中，文学这只鸟儿，只有噤若寒蝉，休想唱出动听的声音了。
因为经历了巨大的变乱，遭受了严重的劫难以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这样，就出现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潮流，文人的个性开始得到自由舒展的机会。所以，“慷慨任气”，便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特征。回忆十年浩劫结束以后，新时期文学所以如井喷而出，一时洛阳纸贵，也是由于这些劫难中走出来的作家，适逢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才写出那些产生轰动效应的作品。这和建安文学的发展，颇有大同小异之处，就是对于那个###年代“梗概而多气”，真实而深刻的描写，引起读者共鸣的。因此，“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也是时代不容精雕细琢的产物。无论后来的诸位明公，怎样摇头贬低，不屑一谈，或求全责备，都是大可不必的。只要起到历史作用的文学，无论怎样的稚嫩，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便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了。现在那些笑话新时期文学发轫作如何幼稚的人，其实正说明自己不懂得尊重历史唯物主义的幼稚。
由建安文学的发展看到，乱离之世只有遍地哀鸿，而文学确实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适宜的文学气氛，才能繁荣起来。建安文学的发展，得益于曹氏父子的捉倡，得益于相对安定的中原环境，也得益于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人个性的解放。
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国较早从绝对附庸地位摆脱出来，以文学谋生存的一群专业作家。他们的行为特点是：追求自由不羁，企慕放任自然，赞成浪漫随意，主张积极人生，对礼教充满叛逆精神，并强调艺术个性。可以说是中国非正统文人的最早的样本。鲁迅先生认为这种文学态度，可以用“尚通脱”三字来概括。到了魏晋南北朝，由阮籍、嵇康、陆机、潘岳、陶渊明，谢灵运一脉相承，“通脱”则更加发扬光大，一时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
那时，他们的浪漫行径，风流举止，自由作风，个性色彩，恐怕连后世的文人也深感不及的。
有一次，曹操派手下人邯郸淳去看望曹植。据《三国志》裴注引《魏略》曰：“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从这里，我们看到建安文人的浪漫、豪情和无拘无束的自由。这和司马迁《报任安书》里那种对于帝王委曲求全到低三下四的心态，和司马相如给皇帝献赋时的那种唯唯诺诺到谄媚依附的神情，多了一点作家的自我意识和不羁的精神。
从曹丕的诗《于谯作》“清夜延贵客，明烛发高光”和曹植的诗《箜篌引》中：“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可以看到他们的宴游燕集，豪饮小酌，斗鸡胡舞，高谈畅啸的快乐情景。《文心雕龙》曰：“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这类沙龙式文人聚会活动时的自由竞争，各驰所长，平等精神，批评空气，也是此前文人所不曾具有的状态。尤其汉末党锢之祸将大批知识分子，或放逐，或镇压，或永不叙用，弄得大家胆战心惊，精神萎靡不振，建安文人的崛起，实际是给中国文学注入一股活流。
话说曹操（3）
心灵不解放，文学之鸟是飞翔不起来的。
曹丕《与吴歌令吴质书》里，具体地描写了他们的一次出游，也是很令人神往的。“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尽，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这种文友间的平等来往，证明了建安文人思想解放的程度。作为五官将的曹丕，那时正如日中天，是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能够这样不摆架子，与一个地方官吏友情深厚若此，恐怕时下的某些文化要人，也未必做得到的。
曹操也不例外，《三国志》称他“少机警，有权数，任侠放荡，不治行业”。裴注引《曹瞒传》：“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看来，曹操和他的两个儿子一样，也是具有浪漫潜质的文人。他在《祀故太尉桥玄文》中，回忆他和这位比他年高的大人物，交往的一段插曲。“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鄙之姿，为大君子所纳。增荣益观，皆由奖助，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
这位后来在《三国演义》里被当作乔国老的老先生，能跟曹操开这样的玩笑：你要是经过我的坟墓前，不下车好好祭奠我的话，走不出三步路，我就让你肚子疼，你可别怪罪我。说明曹操虽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枭雄，但不对他的统治产生危害和威胁，也还是能够欣赏这种文人的幽默感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曹操作为文学家，不愧为一把好手；但是，曹操作为政治家，谁也不能不承认，他杀作家也是一把好手。凡碰了他这根政治神经的人，不管是作家，诗人，还是其他什么人，他是一点也不客气的。
文学的每一步前进，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任何新的尝试，总是要打破过去的格局，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旧秩序维护者的反扑。倘若探索实验，一旦越出了文学的范围以外，越过政治雷池，被视作离经叛道，逾轨出格的话，就要以文人的脑袋作抵押品了。
建安七子之中，孔融是死在曹操手下的。还有一个刘桢，被曹操送到采石场去劳改的。不属七子之列的杨修，也是曹操杀掉的，至于文学新秀祢衡，虽然不是曹操杀的，但事实上是他用借刀计让黄祖杀的。
掉脑袋的这三位，也有其不大肯安生而惹祸的缘由。孔融的地位相当高，曾任北海相，到许都后，担任过将作大匠，也就是建设部长，这还不是曹操主要嫉恨的。由于他和曹操总过不去，经常发难，加之是孔子后代的号召力，成为士族豪门的代表和知识分子的领袖。他的府第已成为反曹操的各种人物聚合的“裴多菲俱乐部”。这时就不管你的文章写得多好，和儿时让梨的美德了，对不起，找了一个叫路粹的文人，在作家队伍中的这种败类，还不俯拾即是，写了封密告信，检举孔融“与白衣祢衡跌宕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
杨修的职务要差一点了，在曹操的指挥部里，只当了个行军主簿，大概相当于参谋，而且不是作战参谋，连行军口令还从别人嘴里听说，显然是闲差了。所以杀他不像杀孔融那样颇费周章，扰乱军心四个字，就推出去斩首。《三国演义》说是曹操嫉妒杨修的捷才，生了杀心。其实，由于杨修不安生，介入政治，成为曹植的嫡系党羽，出谋划策，卷入了宫廷接班人的夺权斗争之中，而且许多馊主意，都被曹操拆穿了，才要把他除掉的。
老实说，文学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学，都有点票友性质，是不能正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