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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萨得知费尔米纳即将嫁给一位在欧洲受过教育的医生，享有在他同龄人中罕见的威望，家财巨万的贵族苗裔时，悲痛欲绝。发现儿子不说也不吃，而且一夜一夜的彻夜不眠，伤心痛哭，特兰西托千方百计地劝慰他，给他列出一个又一个可求之女。整整过了一周，他才吃了一次饭。过后，她去同莱昂十二·洛阿伊萨——三兄弟中唯一的幸存者——谈了谈，没告诉他为什么，只是求他给侄儿在航运公司里找份差事，干什么都行，唯一的条件是：必须在马格达莱纳河流域的丛林中的一个港口里，。那里既无邮局又无电报局，听不到这个堕落之城的任何消息。叔叔并不看重这位亡兄遗编的面子，因为光是这个私生子的存在就使他受不了，但终于还是在维亚·雷伊瓦给他找了个电报员的位置。维亚·雷伊瓦是座美丽的城市，离这里有二十多天路程，而且海拔比文塔纳斯街高了差不多三千公尺。
阿里萨一直没有意识到那是一次治疗性旅行。就像对那个时期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一样，他总是带着自己的不幸这副有色眼镜来回忆这次旅行的。当他接到委任电报时，想都没想接受这个委任，但特乌古特以官运亨通这个德国式的理由说服了他。特乌古特对他说：‘电报员是前途无量的职业。“他送给他一副衬着兔皮的棉手套，一顶草原皮帽和一件经受过巴伐利亚冰天雪地的一月考验的长毛绒领大衣。叔叔莱昂十二送了他两件呢子衣服和几双防水靴子——那是老大留下来的，还给了他一张下一班船的卧铺票，特兰西托按照儿子的身材把衣裳改了——儿子不象父亲那么魁梧，比德国人也矮多了，并给他买了些毛袜子和连裤的套衣，让他在寒冷高原的恶劣气候里不会觉得缺少什么。阿里萨被钻心透骨的痛苦弄得麻木不仁，就象是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一般帮着母亲收拾自己的行装。他没有把行期告诉任何人，没向任何人告别，如同把爱情理在心底那样严守着秘密。但在动身的前夕，他却干了最后一件发自内心的糊涂事，几乎为此丢了不命儿。半夜里，他穿上礼拜日的衣服，独自跑到费尔米纳的阳台下面拉起那支为她谱写的爱情圆舞曲，这支曲子只有他们俩才是知音，也是三年来和他朝夕相伴而又折磨着他的心曲。他边拉边低吟着歌词，泪水滴湿了小提琴，那一片痴情，连顽石也会点头叹息。从头几段开始，街上的狗就开始唱和，接着全城的狗都叫开了，但随着如泣如诉的音乐，狗叫声逐渐停息了，圆舞曲在一片可怕的寂静中结束了。阳台上的窗户没有开，一个人也没到街上来，就连那个差不多总是提着油灯赶来，从唱小夜曲的遗老遗少身上发点洋财的守夜人也没出现。这一幕，使阿里萨如释重负。当他把提琴放进盒子，头也不回地沿着死一般寂静的街道回去的时候，已经觉得他不是次日清晨要出走，而是觉得仿佛在许多年前他就带着绝不回头的决心出走了。
那条船，是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一模一样的三条船之中的一条，为了纪念公司的创始人，被重新取了名字：皮奥·金托·洛阿伊萨。那是条在铁壳上架着两层木头房子的船，宽敞而平坦，最深吃水五英尺，在变化无常的河床里可以应付裕如。最古旧的船是本世纪中叶在美国西西纳蒂建造的，用的是跑俄亥俄和密西西比河的那种老掉牙的船的模型，船的每侧有一个涡轮，涡轮是靠木柴锅炉推动的。跟这些船一样，加勒比内河船在底层甲板，在几乎贴着水面的地方安装着蒸汽机，厨房和那些庞大的鸡舍也安排在这个位置上，船员们把吊床横七竖八，更重叠叠地挂在鸡舍上。驾驶室、船长和高级船员的舱房在船的顶层，顶层上面还有一间娱乐室和一个餐厅，有身分的乘客至少会被请去吃顿晚饭和玩纸牌。船的中间一层，在当做集体餐厅用的过道两侧有六个头等舱。船头上，有一间露天休息室，栏杆是铁的，上面配着用雕花木头做的扶手。入夜，统舱的乘客便把吊床挂在那里。不过，这些船和最古旧的船也有一点区别：涡轮机叶板不是装在船的两侧，巨大的平行叶板涡轮机装在船尾，正好在乘客甲板那臭气熏人的便池底下。阿里萨不象头次出门的旅客那样，几乎是下意识地一上船就四处东看西看。他是在七月间的一个礼拜日早上七点上船的，直到傍晚，船经过卡拉玛尔村的时候，他到船尾去小便，从便池里看到那个巨大的宽叶涡轮机正在自己的脚下喷着泡沫和热气腾腾的蒸汽，在火山爆发般的巨响中转动着，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他正在乘船旅行。
他从来没出过门。随身携带的，是一只铁皮箱子，箱子里放着高寒地带穿的衣服、他自己装订并用纸板做成书皮的插图小说，以及那些他已倒背如流的几乎都被读烂了的爱情诗集。他把小提琴留在家里，那把小提琴和他的伤心事联系得太紧了，他不愿意让它勾起痛苦的往事。母亲却逼着他带上了那个行李包，那是个十分流行而实用的铺盖卷儿：一个枕头，一块床单，一个白色小便盆和一顶针织蚊帐，所有这些东西部包在一张席子里，用两根龙舌兰绳子捆起来，绳子在急需时可以用来控吊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起初不肯带，他觉得这些东西在一个有现成床铺的舱房里派不上用场，然而从第一天晚上开始，他就不能不再次感谢母亲的先见之明。最后一刻，上来了一位衣着华丽的旅客，他是那天清晨乘一艘从欧洲来的船到达的，省长亲自陪着他登船。他想带着妻子、女儿、一个男佣和七只镶着金边的箱子立即转船接着赶路，箱子勉勉强强堆在梯子上。船长是位身材高大的库拉索人，他终于唤起了土生白人们的爱国热情，把这几位不速之客安顿好。使用夹杂着库拉索方言的西班牙语向阿里萨解释说，那位服饰华贵的客人是英国的全权公使，他正在赶赴共和国首都。他提醒阿里萨，英国为我们从西班牙统治下独立出来提供了决定性的帮助，为了让一个门第如此高贵的家庭能在我们国家里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任何牺牲都算不了什么。当然，阿里萨因此放弃了自己的舱房。
起初，他并没有后悔。每年的那个时期，河里的水位都很高，轮船在头两天夜里通行无阻。晚饭以后，也就是下午五点时分，船员们就把行军床分发给旅客，每个人自找地方把床支起来，铺上随身带的行李，挂上针织蚊帐。带有吊床的旅客，在大厅里挂吊床，什么也没带的人，就睡在餐厅的桌子上，把在整个航程中至多换洗两回的台布扯来盖在身上。入夜以后，阿里萨几乎是整夜地辗转反侧，不能人睡，他从河面上吹来的凉爽的微风里，听见了费尔米纳的声音，对她的回忆安慰着他的寂寞。轮船迈着巨兽的步伐在浓雾中前进，在轮船的喘息声中，他听见她在唱歌，直到地平线上升起第一抹玫瑰色的霞光，那歌声还在回荡。新的一天不知不觉地降临在渺无人烟杂草丛生的原野和浓雾紧锁的湖泊上。他认为这次旅行再次证明了母亲的聪明，于是他又觉得有勇气忘掉过去，并且继续生存了。
在深水里走了三天之后，横梗的沙滩，或明或暗的激流，使航行变得更加困难。河水浑浊，而且越来越窄，两岸是参天大树纵横交错的原始森林，隔好一阵子才能在供轮船烧锅炉用的柴堆旁边看见一间茅屋。吱哇乱叫的鹦鹉和上蹿下跳的看不见影子的小猴，使炎炎午时显得越发闷热，晚上必须把船拴在岸边睡觉，这样一来，仅仅因为还活着，就让人无法忍受。除了闷热和蚊子外，还有那股晾晒在栏杆上的液肉散发出来的腐臭味儿，同样令人难耐。大部分乘客，尤其是欧洲人，都离开了臭气熏人的舱房，在甲板上踱来踱去熬过长夜，用拭擦涌流不断的汗水的那块毛巾，轰赶应有尽有的蚊虫小咬。天亮的时候，每个人都已经筋疲力尽，被蚊虫咬得鼻青脸肿。
那一年，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的时断时续的内战又爆发了新的事端，为了维持船上的秩序和保障乘客的安全，船长采取了异常严厉的预防措施。他取缔了当时旅途中最喜闻乐见的消遣——朝在沙滩上晒太阳的鳄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