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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那不一样,法西斯是种族灭绝,就因为你身上有犹太人的血,这还不同於意识形态,不同的政治见解,不需要理论,”她提高声音辩驳道。
“狗屁的理论!你并不了解中国,那种红色恐怖你没有经历过,那种传染病能叫人都疯了!”你突然发作。
她不出声了,套上件宽松的裙子拿个解下的|乳罩,从浴室出来,朝你耸耸肩,在床沿上坐下,低下头,洗去眼影和唇膏面容有些苍白,倒更显出女性的温柔。
“对不起,性欲憋的,”你只好解嘲,苦笑道,
“你睡去吧。”
你点起一支菸,她却站起来,走到你面前,抱住你,贴在她柔软的Ru房上,抚摸你头,轻声说:
“你可以睡在我身边,但我没欲望,只想同你说说话。”
她需要搜寻历史的记忆,你需要遗忘。
她需要把犹太人的苦难和日耳曼民族的耻辱都背到自己身上,你需要在她身上去感觉你此时此刻还活著。
她说这会儿,她全然没有感觉。
9
深夜,机关里斗争会结束他才回到房里,和他同住一间屋的同事老谭已经由红卫兵关在办公楼的会议室里,隔离审查回不来了。他锁上房门,掀开窗帘一角,见院里邻居家灯光全熄了;放下帘子,再仔细查看窗户别漏一点缝隙,这才打开煤炉。旁边放上个水桶,开始烧他那一叠叠的稿子,还有工堆日记和笔记,自他上大学以来大大小小有好几十本。炉膛很小,得几页几页拆开,等焦黑的纸片燃透成为白灰,再铲进水桶里,和成泥,不容一点没烧尽的黑纸屑飘留在外。
有一张他儿时和父母合影的旧照片,从日记本里掉出来。他父亲穿的西装打的领带,母亲一身旗袍。他母亲还在世,倒腾衣箱晒衣服的时候,他见过这件橙黄花朵墨蓝底子的丝绒旗袍,照片上的著色已褪得很淡。父母相依含笑,夹在当中那清瘦的孩子,胳膊细小,睁一双圆眼,仿佛在等照相机匣子里要飞出的鸟。他毫不犹豫便塞进炉膛,照片边缘噗的一声燃烧起来,父母都卷曲了才想起去取,已经来不及了,便眼见这照片卷起又张开,他父母的影像变成黑白分明的灰烬,中间那精瘦的孩子开始焦黄……
就凭他父母这身衣著,很可能当成是资本家或是洋行的买办,能够销毁的他都烧了,尽可能割断过去的一切,抹掉记忆,就连回忆那时候也成为沉重的负担。
他焚烧那儿子稿和日记之前,目睹一群红卫丘一把个老太婆活活打死,光天化日,在闹市西单那球场边上。午间休息吃中饭的时候,大街上来来往往许多人,他骑车经过。十来个小伙子和几个姑娘,穿的旧军衣,戴的黑字红袖章,都是十五、六岁的中学生,用军用皮带抽打一个在地上爬的老女人,颈脖子上吊个铁丝栓的木板子,写的是
“反动地王婆”,已经爬不动了,但还在嚎叫。行人都隔开一段距离,静静观看,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戴大盖帽的民警晃著白手套从马路上经过,仿佛视而不见。其中的一个女孩,短发扎成两把小刷子,浅色的眼镜框,更显得眉清目秀,居然也轮起皮带。皮带的铜头打在一丛花白乱麻般的头上,噗的一声,这老女人便双手抱头,滚倒在地上,血从手指缝里流了出来,竟叫不出声了。
“红色恐怖万岁!”红卫兵纠察队骑著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从长安大街上列队驰过,一路高喊这口号。
他也碰到过他们盘查,夜间才十点钟左右。他骑车从钓鱼台国宝馆有武装警卫把守的大门前刚过,前面明晃晃的水银灯柱下停了几辆带斗的摩托车,一排穿军装戴红绸黑字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袖标的青年拦在路上。
“下来!”
他猛的捏闸,差点从车上跌下来。
“甚麽出身?”
“职员。”
“干甚麽的?”
他说出他工作的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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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作证吗?”
他幸好带著,掏出给他们看。
又有个骑车的年轻人从自自行车上拦下来了,剃的平头,那时候“狗崽子”凸贱的标记。
“这夜里还不老老实实在家待!”
他们放过他了。他刚骑上车,听见背後那剃平头的小伙子吱唔了两句便打得嗷嗷直叫,他却不敢回头再看一眼。
接连几天,从深夜到将近天亮,他面对炉火,眼烤得通红,白天还得强打精神,应付每天都可能出现的危机。等烧完最後一叠笔记本,泥灰搅拌得不露痕迹,再倒上一盘剩菜和半碗面条,他已筋疲力竭,眼皮都撑不开了,和衣躺在床上却不能入睡。他记得家中还有张可能意是生非的老照片,是他母亲年轻时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抗战救亡剧团穿军装的合影,那军装想必是慰问抗日将士时赏给演员们的—军帽上有个国民党标志的帽徽,这照片查抄到的话肯定会出问题,那怕他母亲早已去世。他不知道他父亲是不是把这些照片也处理了,可又不便去信提醒。
销毁了的那堆稿子中有一篇小说,他曾经给一位有名望的老作家看过,本指望推荐,至少得到认可,谁知老人毫不动容,没有一句鼓励後生的话,竟然沉下脸,声色俱厉告诫他:
“出手的文字,要三思而行!别随便投稿,你还不懂文字的风险。”
他并非立即就懂。那年初夏六月—这文革刚发动上天傍晚,他去老人那里想打探运动的消息,刚进门,老人便赶快掩上,压低声音盯住他问:
“有没有人看见你进来?”
“院子里没人呀,”他说。
老人平时训导青年虽不像那些老干部,开口闭口我们党我们国家如何如何,可好歹也是有一番革命资历的名人,说起话来中气也足,有板有眼,毫不含糊,此时突然蔫了,缩缩瑟瑟声音都压在喉管里:
“我已经是黑帮分子,别再到我这里来了。你年轻,别惹上麻烦,你没经过党内斗争”
老人不容他把问候的话说完,紧张得不行,打开一线门缝,望了望,说:
“以後再说,等过了这阵子—以後再说,你不知道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怎么的?”他还傻问。
“以後再告诉你,快走吧,快走!”
这前後时间不到一分钟。一分钟前,他还以为这党内斗争远在天边,没想到就到了跟前。
十年之後,他听说老人从牢里放出来了,他那时也从农村总算回到了北京,去看望这老人家。老头乾瘦得只剩下一副皮包的骨头架子,断了条腿,靠在躺椅上,手里抱只长毛的大黑猫,椅子的扶手边搁根拐杖。
“还是猫比人活得好。”
老人咧嘴,似笑非笑,露出还剩下的几颗门牙,一边抚摸那老猫,深陷的眼窝里,圆睁睁的眼珠也像猫眼发出奇异的光。老人在狱中的遭遇没同他说一句,直到临死前不久,他到医院里去看望时,才对他吐了真话,说一生最大的遗憾,便是不该入这党。
当时,他从老人家门出来,便想到他自己的那些稿子,虽然同党毫不相干,也会给他带来灾难。可那时还没决、心烧毁,背了一大书包,藏到他有次得痢疾住医院结识的朋友大鲁的家。大鲁高个子,北京人,中学校教地理的,在追求一个娇小的女子,一份份情书都是找了他代笔起草的。等大鲁新婚的妻子发现是他帮助作弊,已生米成了熟饭,他同他们夫妇也就都有点交情。大鲁同他父母住一起,自家有个四合小院,藏一包东西倒是不难。
八月盛夏,红卫兵兴起,大鲁的妻子突然打电话到他办公室,约地中午在一家喝牛奶卖西式糕点的铺子见面。他以为他们夫妻间又出了基麽纠葛,骑车赶到那糕点铺。老招牌已经摘掉!贴上了新标语
“为工农兵服务”。铺子里的座位上方墙上,歪歪扭扭墨笔写的一大条口号:
“资产阶级臭怠子们滚蛋!”
从中学校发端的红卫兵
“破四旧”,开始还像是小儿胡闹,伟大领袖给他们写了封公开信,称赞
“造反有理”,青少年的暴力就这么煽动起来了。他横竖不是臭息子,进去了,牛奶倒是照卖。他还没找座位坐下,大鲁的妻子进来,便拉住他手臂像是他女友,说:
“这会儿不饿,你先陪我街上走走,我要买点东西。”
他们出了糕点铺,到了街上,她才小声说,大鲁被学校的红卫兵吓得自己先剃了光头,因为家有房产,不算资本家也是小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