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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美人，其下场都很悲惨，都以被杀而告终（梦露之死虽另有说法，实际也是被杀），她们共同的悲剧原因是介入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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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最讨厌女人介入政治，认为政治的肮脏会让水做的女人成为非人。“漂亮的手”一旦沾了“这一口”就无法再洗得干净。对女人而言，政治和爱情的宝剑其实都是双刃的，它在刺伤别人的同时也必会刺伤自己。像阿部定一样手中只有男人的“那话儿”，“那话儿”也终成为双刃剑样的东西，它的危险与刀是等同的，它会使人变成感官的奴隶，为感官而疯狂。
那么，漂亮的手不拿刀该拿什么呢？这个问题像哈姆雷特的“活着还是死去”一样难以回答。
我以为，她们什么都不应该拿。女人是感性的，她手中拿的不应是具体的刀或者“那话儿”，而应是一种看不见的温柔，如果说是刀的话，就是温柔一刀。即使是风尘女子，只要掌握了这温柔之刀，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是她们不能战胜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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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蔑与尊重
中国的风月场中有句俗话，叫做“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讲的是在性的刺激中的一种心理状态。三种情境里，落脚点是最后，讲述的实际是一种审美规律，就是最大的诱惑是见到而得不到。妻妾和私下心想的都有了，独独没有提到嫖，可见嫖是一种肆无忌惮的纵情，没有顾虑又唾手可得，便不在“审美”的范畴。其实，不管是在现实生活里还是在假想中，男人生命里是有着三种女人的：妻子、情人和一夜风流的风尘女子。
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塑造了一个患得患失的振保：“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普通人向来是这样把节烈两个字分开来讲的。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因了张爱玲的奇思妙想，也因了后来香港导演关锦鹏的电影演绎，“红玫瑰与白玫瑰”已成了经典的“对影成三人”的象征。其实，振保的生命里不仅是有两个女人，甚至他的第一次女人的经历都既不是“红玫瑰”也不是“白玫瑰”，而是巴黎的一个妓女。但他没有把那风尘女子放在自己的生命里，那是他临时解决饥渴的快餐。张爱玲深谙男人心理，她通过振保对不同类型女人的心态，表现了人性的简单和复杂。振保曾经拥有过巴黎的妓女、玫瑰、娇蕊、烟鹂等各种姿色的女人，他常情不自禁地犯错误，也常常情不自禁地“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和妓女比起来，“红玫瑰”与“白玫瑰”都是劳神又劳心，因此，当他厌倦了乏味的婚姻，就重新转向了那些街头的风尘女子，当然，风尘女子从不在他心中占有位置。关于女子的贵贱，振保心中有着明确的分野：正经女人（“红玫瑰”与“白玫瑰”）与不正经女人（妓女）是要区分对待的，不可以和正经女人恣意寻欢，却可以和不正经女人忘我纵情。人都顾着一份所谓的尊严，而那尊严只是做给正经女人看的。
风尘女子（妓女）因为和太多的男人有过肉体交合，似乎就失去了起码的人格，哪怕是嫖客也极为蔑视她们，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是她们的宿命，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少电影表现了她们试图从一而终最后不能的悲惨命运。比如费里尼的《卡比莉亚之夜》，一个心地单纯、充满憧憬的年轻妓女努力想进入单纯的生活，但最后竟差点被那负心的嫖客推下悬崖，她只能在孤苦和凄惶中遁入无边的黑夜。
帕特里斯·勒孔特，是我十分关注的法国导演（他的《理发师的情人》、《圣皮埃尔的寡妇》和《火车上的男人》都是我喜爱的电影）。他在影片《浮色年华》（Rue des Plaisirs）中沉静地表达了对风尘女子尊严的呵护。影片通过几个在夜晚的街头等待接客的妓女之口来讲述故事，塑造了一个热爱妓女的独特人物—小路易。小路易是一个妓女的私生子，从小在妓院里长大，他以自己的温柔之心关爱着所有的妓女，他成了妓女们的专业美容师和保护者。在众多女人中，他最深爱的是一个叫马丽安的妓女。这种爱不是肉体的情Se之爱，或不只是情Se，而是接近于亲情之爱，像父女、兄妹之爱。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伤痛，他矢志不渝，直到马丽安找到了自己热恋的情人并被情人的敌手杀害，小路易始终忠贞地陪伴在她的身边。影片中表现少年的小路易成长为一个壮汉的转折颇为简洁出彩：少年的小路易正为一个妓女梳头，有人喊他，他转头去看墙上的穿衣镜，镜子里有个成年的男人也正朝他张望，那个张望的男人就是长大后的小路易。
我以为，《浮色年华》的名字颇具禅意，小路易对妓女们的爱已经博大到精深的地步，在这“浮色年华”的背后，是男人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人群落一往情深的爱，这种深爱也获得了众妓女们同样的回应。影片最后，几个街头妓女你一言我一语地讲完了小路易的故事，那崇敬与柔情就像宫女们在谈论皇帝。夜已深了，仍然没有客人来，她们转身结伴朝回家的路走去，落寞的身影消失在幽深的夜色里。
尊重妓女，其实也是尊重人类文明的一些基本规则。在影片《未被饶恕》的结尾，老牛仔伊斯特伍德骑马挎枪走过黑暗的小镇，他对着空旷的雨夜威胁说：如果再有人不尊重妓女，他会回来照旧杀无赦。伊斯特伍德的宣言里，闪烁着人人平等的光辉。当我写这些文字时，报纸报道了获得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奈保尔的一番惊世之言，奈保尔坦承，由于忙于工作，他无暇去追求更体面的情妇，他只有常常在妓女的怀中寻求慰藉。他说：“我无法去追求其他的女人，因为这耗费时间。如果你想引诱一个女人，如果你的婚姻在各方面都不如意，你就无法决定这样去追求，这需要很多天，很多星期的时间，这等于是放弃事业。”他说他最要感谢的是妓女，“因为在我最孤寂和需要的时候，她们给了我最无私的安慰”。
我赞赏奈保尔的真率，但他对待妓女仍只局限在肉体满足的简单行为中，也只是身交，而未至心交的境界。事实上，我更佩服的是那些最终与曾经的妓女白头偕老的人，比如蔡锷将军、潘玉良的丈夫等等，我想，他们才真正是超越了世俗，“脱离了低级趣味”。
自愿与被迫（1）
基斯洛夫斯基在他的“三色”之《蓝》中，出现了几句关于妓女职业的对话，女主角朱丽叶问她的邻居—一位从不穿内裤的年轻妓女，为何要操皮肉生涯，那妓女简洁而由衷地回答：“我喜欢。”
19世纪的不少小说中，写到妓女之所以操皮肉生涯多将矛头指向社会的不公、贫富悬殊，或者因被轻薄男子始乱终弃而报复某个男人或者所有男人。比如，托尔斯泰在长篇小说《复活》里，将女主角沦落成妓女的直接诱因归结为遭受了贵族男子的强Jian，认为是上流社会的无耻男人强Jian或诱奸底层的女性才迫使她们去卖淫。后来，有学者发现这也是有失偏颇的成见，有不少妓女的从业起因是为了建立实用的社会关系，比如从下层阶级爬入上流社会等等。再后来，有学者进一步认为，无论动机如何，妓女大多是自愿从事的，而且往往把其当做一个比一般职业要轻松的职业。据德国人爱德华·博克斯编著的《欧洲风化史》中说，1920年调查欧洲的入狱的妓女，发现其中42％的人坚持说，当妓女完全是自己主动自愿的选择。
就像有千奇百怪的爱情一样，妓女的生活起因也是千奇百怪的，被迫只是其中的渊源之一。老辈人为了一种道德需求，更愿意相信那些妓女是水深火热的生活所迫。陈果的《榴莲飘飘》和《香港有个好莱坞》都是当代妓女题材的上乘之作。在陈果的影像里，不管是明是暗，那些风尘女子虽有弱势群体的无奈成分，但更多的是把这种行当视为一种简洁省力的生财之道。陈果的成功并不艰深，他只是实事求是地表现了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
对妓女生活的好奇甚至渴望尝试，是不少电影喜欢表现的主题。最典型也是影响最大的要属西班牙大导演布努埃尔执导的《白昼美人》（Belle 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