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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奥黛丽·赫本、费雯丽、碧姬·巴铎、伊莎贝尔·阿佳妮等著名美女影星不同，她们都像娇艳的花，而艾曼纽·贝阿则是田里的庄稼。她没有那些明星细嫩的肌肤，甚至满脸都是细碎的雀斑，她是性感美艳的，又是粗疏而有刺的，她的迷人就混杂其中。在《迷路的人》中，她与那个十七岁少年在暗夜的林边野合，那少年用打火机照看她的Ru房和隐秘的下身，他说他要全面感受女人。
艾曼纽·贝阿穿过麦田，这个意象让我久久回味，我似乎找到了她所以荡人心魄的奥妙—她就是丰饶的麦浪。
这个不羁的美女走过金色的田野，我不禁既爱又恨地在心中呼唤一声：麦子，我的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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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附体
三十多年前，即1973年，我刚刚小学毕业。这一年还处在所谓“文化大革命”之中，其间有很多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比如“批林批孔”，比如“张铁生交白卷”。那时的中国银幕上，除了样板戏基本没有自己的故事片。这些政治和文化的特有的景观对我们的成长无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我想说的是，这些事件虽然重大，但与自己的关系没有最直接的冲突，因此而今回忆，多已有些模糊和缥缈。但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初夏，有一件事情让我刻骨铭心，那就是亲身见证了一次灵魂附体的事件。
那天中午，我正和几个同学在街上玩，有一个姓马的同学脸色惨白地从我们跟前经过。我们问他要去哪儿，他声音颤抖地说要去找他的姐姐。
“太可怕啊！”他带着哭声说，“她被死人附了身！”
他的姐姐是我们街上有名的美人，那年也就十八岁，却早早参加工作在毛纺厂当挡车工。她奇特的遭遇自然让我们好奇，于是，一伙人就跟着姓马的同学一起去找他的姐姐。在去往郊外的京石公路上，我们追上了她。原来那姐姐正被其父母和几个亲戚连搀带押地朝某个地方走去。他的姐姐还是原来的样子，只是面色没有过去白皙，显得特别黄，眼睛也是直愣愣地，仿佛换了一个人。确实是换了一个人，她不像过去那样的沉静和寡言少语，而是一路上喋喋不休。最让我们瞠目结舌的是她的声音，那是一个嘶哑的男人的声音，一直在表白是如何爱那个姐姐，“我肯定会一辈子对她好，只要有一分钱，我也要给她花……”等等。我们都不明白什么叫“附体”，为什么明明还是这个姐姐的外形，内里却是一个男人。“她”在不停地说话，跟着的父母还有亲戚就不停地附和。一个瘦小的老太太似是其中主力，她颤巍巍地劝说着“她”其实是“他”：“我们都明白，你就先放心离开吧！你要真喜欢她，就先出来！先回到你住的地方吧！”那姐姐有些累了，就被人用自行车驮着，但“她”仍是不住嘴地絮叨，声音低沉，后来就真的沙哑了。一路走一路表白，一路劝说，那同学的妈妈早已泣不成声。走了差不多有五里地，最后在一个两边有着麦田的路旁，突然，那姐姐就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她恢复了原来的声音和眼神，左顾右盼，很纳闷地问自己为什么在这里。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马姓同学的姐姐有个早恋男友，两人在同车间工作。因工厂的一次事故，男友突然死了，不知为何，竟在死了数天后，忽然附在了那姐姐的身上。为了驱逐附在他姐姐身上的魂灵，就一路招魂地朝那男友埋葬的地方走去，最终，在快接近那墓地的路口，成功地将死去的魂灵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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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迄今我所见证和遭遇的惟一的一次附体、驱魂事件。长大后，我从国内外的一些研究资料上获悉，魂灵附体事件确实在各国都常有发生。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与迷信无关，是现今的科学仍难以解说和分析的一种灵异现象。
二十七年后，即2000年，我从VCD上第一次看到美国经典恐怖电影《驱魔人》（台湾译《###师》）。那恐怖的震撼，是我看过的恐怖电影中所不曾遇到的。2004年，应编辑之邀写一篇分析该片的文章，我通过DVD重温这部恐怖电影，和第一次一样看得惊心动魄、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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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地为牢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忌讳涉及灵异现象，使我们不仅丧失了文艺创作的一方瑰丽多彩的天地，更回避了对世界诸多不可解释现象的窥探和解析。我以为它是我们画地为牢的心魔在作祟。
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恐怖题材的故事，不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它们给我一种特别的刺激和快感—悬疑的好奇、未知的惶惑、出人意料的惊悚。多年来，陆陆续续看过的恐怖电影也有几十部了，也收藏了不少恐怖片影碟，我对那些彻头彻尾的鬼怪僵尸类恐怖片，越来越没有兴趣，即使是大导演科波拉的《惊情四百年》也不过如此，因为这种恐怖片本来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中生有”，只能靠刻意的惊乍来刺激和吸引人。除了《午夜凶铃》勉强可看，我对日本的恐怖片普遍反感，因为他们的恐怖片多表现变态的杀戮、嗜血，而且可以看出导演对其的沉迷和玩味。看他们的恐怖片，血腥多过恐怖。这样的影片其实并不恐怖，因为它们远离真实，观众始终不能真正“入戏”。我喜爱那些有些写实意味的恐怖电影，比如希区柯克的《精神病患者》、《群鸟》，还有根据恐怖小说之王斯蒂芬·金作品改编的《闪灵》、《危情十日》等。这几部影片，除了《闪灵》，都跟鬼怪不沾边，基本是讲述人的精神层面的畸变导致的恐怖，换句话说就是心魔。《危情十日》讲述的是一个痴迷小说的女读者对作家本人近乎变态的苛求，所有的恐怖因子全来自她畸形的心理。
人心的变异而导致的恐怖更接近生活的真实，恐怖也就来得特别有力量。这种内心惊悚的变种，就是邪魔附体类的影片。它把内心的惊悚与灵异结合，其恐怖十分强烈。重看《驱魔人》，我发现，这部电影的经典意义不仅在于它的彻入肌肤的恐怖要素，也不仅在于它的高超的叙事技巧，更不在于演员的出色表演以及美术灯光所营造的恐怖氛围，不，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这部恐怖片讲述了一种真实，具有一种一般恐怖电影所难以达到的真实性。
不一样的恐怖
没有异形，没有僵尸，没有精神病患者，没有变态的杀人狂，但上述所有恐怖片的要素似乎又都存在。在似与不似之间，《驱魔人》消除了一般恐怖电影与观众的天然距离，这是它的高明之处。虽然它有几处被众多影评人评定为“史上最恐怖的电影镜头”，但它却没有一般恐怖片中像僵尸、怪物那样离我们很远的东西，它好像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那些邪魔随时可能潜入我们的身体和内心。
重看这部1973年拍摄的电影，我恍然想起自己早年的那次经历，吃惊地发现，它们竟恰好是在同一年。也就是说，人家正高举恐怖的“旗帜”进军奥斯卡时，我见证了一次小小的驱魂事件；当我们正酝酿全民“批林批孔”和学习“张铁生交白卷”时，在美国乃至世界很多国家的电影院里，《驱魔人》正在风靡。当然，这一切的巧合是正在闭关锁国的我们无从知晓的，只是三十多年后，我才看到这两个景观的重合。想到这点，真是感慨万端。此次重看这部恐怖经典片，更是意外地发现这部影片竟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而成。
影片所根据的真实事件来自美国马里兰州的一个大家庭，男主角是十四岁的小男孩约翰。1949年的1月，约翰的阿姨多萝希突然离奇身亡，从而引发了一连串诡异之事：卧房里的床垫莫名其妙地剧烈抖动，食物在房间里飞舞，家具无缘无故地倒下等等。当约翰的父母试图与作怪的幽灵接触时，幽灵自称就是多萝希阿姨。3月，耶稣会士劳伦斯为约翰进行正式的驱魔仪式。四十五分钟的仪式每晚进行数次，约翰变得越来越暴躁，身上不断出现类似“地狱”的符号并说着无法辨认的语言。3月26日，一切似乎平静了。31日，恶灵突然又通过约翰发出狞笑：“我仍在他体内！”又经过数天徒劳的努力，劳伦斯翻阅了一千八百七十则有关驱魔的报告后，开始使用一种特制的项链。 4月18日，约翰终于长出一口气：那自称多萝希阿姨的幽灵离开了。当时，影片编剧威廉·彼德·布莱迪正在乔治敦大学求学，二十年后他据此写出了小说《驱魔人》。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