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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明史》案的时候康熙腊肉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按脱罪洗血妙法可以往鳌拜等人身上推，1670年，康熙腊肉有认知能力、行为能力吗？能负责吗？
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康熙五十年（1711年），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因为书中使用了南明年号并涉及多尔衮不轨之事，康熙腊肉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16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15岁以下男子，发给大清功臣家做奴仆。其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康熙腊肉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来应处斩刑之人都流放黑龙江，提供资料的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发棺戮尸……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江湖夜雨鬼吹灯，雍正王朝鬼吹箫
网络小说《鬼吹灯》中有段故事：一个盗墓高手为了攫取一个唐代大墓中的宝贝，为掩人耳目，居然盖了一座庙，在庙里掘了一条地道通向墓｜穴。
这位盗墓贼（摸金校尉）的手法可谓高明。其实天下的小偷大盗都有一套障人耳目的手法。小偷可以散布混乱转移视线，盗国者可以散布谎言，混淆视听，愚弄百姓。
盗墓贼用的障眼法其实是一种“鬼吹灯”，而窃国大盗们的障眼法，我称之为“鬼吹牛、鬼吹箫”。
1728年，雍正腊肉面对曾静等人的反清思想，成立了以杭奕禄为组长的专案小组。在审讯和策反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后，命杭奕禄带领一干人马到江宁、苏州、杭州等地宣讲，宣讲的内容肯定是曾静等人涕泪交流的悔过和号召人们把忠于大清当做第一天职的言论……可以想象，其攻心和洗脑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以上据《清史稿》第二卷）
18世纪20年代；大清王朝的权力危机稍稍缓解，对内的思想清洗和舆论紧控是必然的。在雍正时代“鬼吹牛、鬼吹箫”的闹剧中，涌现了多少帝国的“思想模范”，涌现了多少紧跟朝廷的“忠臣孝子”，为他们做点记录和分析，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沈近思，在这场思想铁壁合围和洗脑闹剧中，跟进最紧，效忠最力，应该在大清帮凶名录中有一席之地。1726年，沈近思出任江南乡试考官。按照惯例把《乡试录》进呈，雍正嘉奖沈近思命题正大，策问发挥性理，下令表扬他。当时正是侍郎查嗣庭、举人汪景祺以诽谤获罪，停浙江人乡会试。沈近思上奏说：“浙江省乃有如嗣庭、景祺者，越水增羞，吴山蒙耻！”因此献计献策，罗列了一些条列整饬风俗，约束士子，总共十条。雍正说：“浙江省有近思，不为习俗所移，足为越水、吴山洗其羞耻！”雍正认为沈近思的建议周详，下发巡抚李卫、观风整俗使王国栋，按照老沈的办法施行。
在大清的权力场上，沈近思如蚁附膻，揣摩上意可谓到位。查嗣庭和汪景祺的文字狱案本来就是大清专制恐怖的一部分，是大清朝廷残酷迫害汉族知识分子阴谋的一部分。如果说汪景祺案还有权力斗争牺牲品的痕迹，那么查嗣庭案完全是捕风捉影，望文生义，通过这种恐怖镇压的手段，打压汉族知识分子的自尊，确立大清王权的无上权威。
究竟是谁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站在文明的高度，站在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高度，站在尊严和独立人格的高度，沈近思才是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的人。这个大清走卒不仅对受难者落井下石，在人格的污水沟摸爬滚打，捞取大清腊肉赏赐的残羹冷炙；而且提出了十条禁锢思想和言论的建议，成为迫害思想的急先锋，成为雍正的文化打手，与李卫等人一道构成了铁壁合围坚实的屏障。
18世纪20年代，大清在钳制言论自由、禁锢思想自由上做了很多工作，其中在制度建设上的创举，就是“观风整俗使”这一官职的增设。说白了，就是一个阉割思想和文化、阉割独立人格和尊严的岗位和差事。大清的官位设置体现了极权体制的随意性和伸缩性，因为要监视思想，所以思想警察、思想太监、思想监督特派员的职位粉墨登场。
都有哪些大清走卒出任过“观风整俗使”？有煌煌史册为证。在他们的史册中都是作为功名记录的，我凌沧洲却要把他们钉上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耻辱柱。他们是：沈近思、王国栋、蔡仕舢、刘师恕、焦祈年、李徽、许容等，在这些人中，王国栋曾作为湖南巡抚，参与过曾静案的审理，当然按《清史稿》的记载，由于王国栋审讯时只听供述，没有穷追，同时茶陵百姓陈蒂西传播流言，王国栋没查出什么来。可能由于追查不力，有违腊肉的心狠手辣，王国栋一度被免职，并召回北京。
不是哪个省都能设立“观风整俗使”的，有些南方省份因为百姓的不服从，使腊肉更加憎恶，用各种方法来羞辱其官员和被征服者。广西学政卫昌绩和御史陈宏谋都提出过要在广西设立“观风整俗使”，而遭到乾隆腊肉的训斥：“广西那地方本来考中进士做官的人就少，竟然已经有像谢世济、陆生楠等狂悖之徒，风俗的恶劣可见一斑。你们不能正本清源，做好表率，反而指望让负责教化的官员来移风易俗，这是舍本逐末。”有时，想为帝国的文化铁壁合围出谋划策，也可能弄一个满头灰。帝国需要的是这种恐怖，唯有让官吏们生活在胆战心惊中，帝国皇权才可能威严无比，这也是朝廷大小狗官们做官的一个心法。在大清重臣的传记中，经常能看见“气度端庄凝重，喜怒不形于色”等评价，专制王朝的权力场上最忌讳的就是幽默感。
雍正腊肉统治期间的惊天大案是曾静、张熙、吕留良案。
1728年9月26日，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人拦轿投书。具有反清复明思想的义士张熙受老师影响，以为岳钟琪姓岳，就沾点民族英雄的气节，希望他能反清。不料岳钟琪已完全成为了大清走狗，在套出了投书者的全部秘密后，开启了文字狱的血腥之门。张熙的背后是曾静，而曾静又受江东义士吕留良影响。“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何曾不照人”，写下这样豪迈诗句的中国的特立独行之士，在死后也遭到了残酷迫害。大清腊肉们绝不放弃每一个摧残中华民族民气的机会，“吕留良、吕葆中父子被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学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人受杖责”。而曾静的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又命刑部官员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宣讲，命兵部官员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雍正腊肉信誓旦旦：“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继位，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并列《大义觉迷录》为禁书。从这件事得出的政治厚黑经就是：腊肉们的许诺哪还能相信？秋后是一定要算账的。而汉奸岳钟琪也没有好下场，他后来因进讨准噶尔失利，被大学士鄂尔泰所劾，下狱判斩监候，到乾隆初年才获释。
《大义觉迷录》的“巡回报告团”在广东巡讲时，广东巡抚傅泰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猜想“温山”是“翁山”之讹。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这样，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发。是时，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来县教谕）自动到广州投案，缴出父亲的诗文著作和雕版。案情上报，刑部拟屈大均戮尸枭首。因屈明洪自首，故免死，仅将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诗文禁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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