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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讲 性压抑的社会功能（2）
第三个伟大发现是，儿童的性活动（父母与孩子关系中最关键的东西，即俄狄浦斯情结，是它的一部分）一般是由于害怕因性行为和性念头受惩罚而被压抑的（“害怕阉割”）；儿童的性活动受到禁止并从记忆中被根除掉。因而，尽管儿童时期的性压抑摆脱了意识的影响，但它并没有减弱性的力量。恰恰相反，压抑强化了它，并使它在头脑的各种病理失调中表现出来。由于在“文明人”中间很少有不符合这个规则的例外，所以弗洛伊德说他把所有人都当作自己的病人。
与此相关的第四个重要发现是，人的道德准则根本没有神圣的起源，而是来自幼年时期父母或父母代理人使用的教育措施。归根到底，这些反对儿童性活动的教育措施是最有影响力的。最初在儿童的欲望和父母对这些欲望的压制之间出现的冲突，后来成了个人身上本能和道德之间的冲突。在成｜人身上，那些本身无意识的道德准则，不利于理解性和无意识的心理生活的规律；它支持性压抑（“性阻力”），并要求广泛抵制对儿童时期性活动的“揭示”。
每一个这样的发现（我们只提到了对于我们的主题来说最重要的发现）都通过自身的存在而构成了对反动的道德哲学，特别是宗教形而上学的严重冲击，因为这两种东西都主张永恒的道德价值，认为世界处在一种客观的“力量”支配之下，除了把性限定在生殖功能上而外，还否认儿童时期的性活动。然而，这些发现未能发挥重大影响，因为立于其上的精神分析社会学阻碍了它们以进步的和革命的冲动方式所提出的大部分东西。在这里我们不便证明这一点。精神分析社会学试图像分析一个人那样来分析社会，把文明的进程和性满足绝对对立起来，把破坏的本能当作永远支配人类命运的首要的生物学事实，否认原始母权制时期的存在，由于回避自身发现的结果而最终成了一种跛脚的怀疑主义。它敌视根据这些发现而进行的努力，倒退了许多年，它的代表顽固地反对这些努力。但所有这一切丝毫动摇不了我们维护弗洛伊德的伟大发现，反对任何一种不管出自任何缘故的攻击的决心。
性经济社会学的探索路线依据的正是这些发现，这条路线并不是用弗洛伊德来补充、取代或调和马克思，或用马克思来补充、取代或调和弗洛伊德的典型尝试。在上面一段话中，我们提到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有一个领域，精神分析学应在这个领域起一种科学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社会经济学不能够完成的，即理解意识形态的结构和动态，而不是理解它的历史基础。由于结合了精神分析学提供的见解，社会学能达到一个更高的标准，并能更好地支配现实；人类性格结构的性质将最终被把握。只有头脑狭隘的政治家才会指责性格分析的结构心理学不能够提出直接的实际建议。而且只有政治上喋喋不休的人才会执意谴责它被一种保守的生活观所扭曲。而真正的社会学家将承认精神分析学对儿童性活动的理解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革命行动。
自然而然，建立在马克思社会学基础和弗洛伊德心理学基础上的性经济社会学的科学，同时本质上是一种群众心理学的和性社会学的科学。它拒斥弗洛伊德的文明哲学尽管这种哲学是唯心主义的，但其中蕴含的关于现实生活的真理要比所有社会学和某些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蕴含的真理之总和更多。，它开始于精神分析学的诊断心理学探索路线终结的地方。
精神分析学揭示了性压制和性压抑的结果和机制及其在个人身上的病理后果。性经济社会学进一步探询：出于什么样的社会学原因，性被社会所压制，并被个人所压抑？教会说，是出于要从地狱中获得拯救之缘故；神秘的道德哲学说，这是人的永恒伦理道德的天性的直接结果；弗洛伊德的文明哲学认为，这是为了“文化”的利益。人们难免产生怀疑，禁不住要问儿童的手Yin和成年人的性茭怎么可能破坏煤气站的建立和飞机的制造。显而易见，要求压制和压抑性活动的并不是文化活动本身，而只是这种活动的目前形式，如果能消除儿童和成年人可怕的灾难，人们愿意牺牲这些形式。所以，这个问题与文化无关，而与社会制度有关。如果人们研究了性压制的历史和性压抑的病因，人们就会发现，不能把它们追溯到文化发展的开端，换句话说，压制和压抑不是文化发展的先决条件。只是到了相对较晚的时候，随着权威主义父权制的建立和阶级分化的产生，性压制才开始表现出来。正是在这个阶段，性兴趣普遍开始服务于少数人对物质利润的兴趣。在家长制婚姻和家庭中，这种状况采取了一种稳固的有组织的形式。随着性的限制和压制，人类感情的性质起了变化；一种性否定的宗教开始出现，并逐渐演变成它的性政治的组织，即有着自己和先驱者的教会，它的目的不过是根除人的性欲以及由此而来的哪怕一丝一毫的幸福。从现在盛行的剥削人类劳动力的角度看，所有这一切都有充分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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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讲 性压抑的社会功能（3）
为了理解性压制与人类剥削之间的关系，有必要考察一下使得父权制权威主义社会的经济情况和性经济情况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基本制度。如果不把握这种制度，就不可能理解一个父权制社会的性经济和意识形态过程。对一切时代、一切国家和每一社会阶级的男男女女的精神分析表明：社会经济结构同社会的性结构和社会的结构再生产的交错，是一个人最初的四五年里在权威主义家庭中进行的。后来教会只是继续了这种作用。因此，权威主义国家从权威主义家庭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家庭成了塑造国家的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工厂。
我们已经发现了使得权威主义体系的性利益和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制度。现在我们应该探询一下这种结合是怎样发生的，怎样起作用的。不言而喻，只有当一个人完全意识到提出这个问题的必要性时，对反动的人（包括工人）的典型性格结构的分析才能有答案。对儿童自然的性活动的道德禁锢（其最后阶段严重损害儿童生殖器的性活动），使儿童感到害怕、羞愧、畏惧权威、顺从，以及权威主义意义上的“善良”和“驯良”。它对人的造反力量起了一种削弱作用，因为人们极为畏惧每一种至关紧要的生命冲动。既然性是一个被禁止谈论的话题，那么一般的思想和人的批判能力也成了被禁止的。简言之，道德的目的是产生逆来顺受的主体，这些主体不管多么悲伤和蒙耻都要适应权力主义秩序。因此，家庭是小型的权威主义国家，儿童必须学会适应家庭，以便为后来总的适应社会做好准备。人的权威主义结构——这应该是明确确定的——基本上是由于性禁锢和性畏惧嵌入性冲动的生命本质中而造成的。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普通的保守工人的妻子的情况，我们也就容易理解了为什么性经济把家庭当作权威主义社会体系再生产的最重要源泉。在经济上，这种妻子像自由的劳动妇女一样是悲忧的，有着同样的经济状况，但她投票支持法西斯主义党；如果我们进一步弄清楚普通的自由的妇女的性意识形态同普通的保守的妇女的性意识形态之间的实际差别，那么我们就会认识到性结构的决定性重要性。保守的妇女有着反对性活动的道德禁锢，使得她意识不到自己的社会状况，这些道德禁锢使她害怕“性布尔什维克主义”，从而也使她稳固地听命于教会。从理论上说，有这样一种情况：那些机械地思考问题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假定，当经济上的痛苦又加上了性痛苦时，人就会特别敏锐地辨别社会状况。如果这个假定是真实的，那么，大多数青少年和大多数妇女一定比大多数男子更喜欢造反。但现实显示了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经济学家完全不知道如何对付它。他发现不可理解的是，反动的妇女甚至对他的经济纲领不屑一顾。我们的解释是：对一个人首要的物质需要的压制所达到的结果不同于对一个人的性需要的压制所达到的结果。前者激励造反，而后者——就它使得性需要被压抑、不被意识到并作为一种道德防卫而固定下来而言——则阻止向这两种压制进行造反。的确，这种对造反的禁锢本身是无意识的。在普通的非政治的人的意识中，甚至找不到它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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