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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巨大的困难。一是由于连日阴雨，以致地里的上万亩黄豆无法进行机械收割，现在全连上下都已经下地人工收割，进度缓慢；二是由于新来了你们，团部要求连里在上冻前，务必要盖起两栋宿舍，建房所需建材全部自行解决。连里要求你们做好准备，从明天起就要投入到这两大会战中去。
会战，是你们在当年最为惧怕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用词。春播会战、夏锄会战、秋收会战、水利会战、积肥会战，再加上一些突击性和临时性的会战，一年到头一个接着一个，且年年如此。会战期间没有作息时间，天刚蒙蒙亮便要出工，一直干到天黑下来实在无法干活儿了为止，一天三顿饭都在会战现场吃，不分冬夏，时间标准就是连长嘴中的那支哨子。晚上回到连里只有半个小时洗涮和吃饭的时间，马上便是开会，开展政治运动或进行政治学习，一年四季差不多都要熬到夜里十一点左右才能休息。第二天早晨四点多最迟不超过五点钟，起床号一响马上就又开始新一天的会战了。
沉默的钟楼 22（2）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所属各团主要分布在三江平原，这里昼长夜短，在夏季的一些日子里，这里的夜晚竟仅有五个多小时。难怪当时在北大荒的知青口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插队就算插对了，就冲着大会战这一项，能去插队就别来兵团，尤其是别来北大荒。因为无论在任何农村插队，知青们要是真累得爬不上炕、起不来床时，他可以不要工分地休息上一天，但在兵团绝对不行。这里实行的完全是军事化（恐怕还不准确，似乎用监狱式管理更为恰当些）管理，这里只认病假条，没有病假条一律得出工。而得到病假条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你必须患有三十八度以上高烧才行，别的什么头疼、腰疼、腿疼、肚子疼之类毛病都不可能得到病假条。即便是你发高烧，但只要能起床下地，也还是要安排你一些轻活，诸如烧水、送饭、烧炕等活计。
从来到连里到你睡下，大约也就是三个小时时间，你的头上、脸上、手上、脚腕上，所有身体没被衣服遮盖的地方，都被北大荒特有的个大、疯狂的蚊子咬了无数的包。所有新到的人都是如此，几个女生甚至被咬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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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当你躺在一间茅草房里的地铺上，透过房顶上的窟窿望着天上的星星时，你意识到，新的生活真正开始了。地铺上很挤，每个人只有五十公分的地方，是用尺子量出来的，带来的被褥根本无法铺开，你就那样合衣躺了一宿。
沉默的钟楼 23（1）
应当说，每一个年轻人都是有着强烈的上进心的。当他所处的环境适宜时，他便会朝着社会所希望他能够做到的方向去拼命努力。你就是这样。
在你被分配到窑地里干活以后，你仅用了一个星期便完成了从学习别人、为别人打下手到独立操作这一过渡，并在第二个星期就不可思议地创造了单人日脱一千二百块砖坯的最高纪录。你的这一举动，得到班长、排长和连长的表扬。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你发现，一个人无论他干活儿有多快，如果没有时间上的保证，也甭想达到日脱砖坯一千块以上。因为晾坯场地狭小，而砖坯从脱出到半干，达到能立起来上架的程度，在阳光下起码需要四个小时以上的晾晒时间。为此，你每天天还没亮就起床，推土、拉沙、挑水、和泥，再将昨日脱下的砖坯上架风干，将这一切准备工作做好以后才去吃早饭，吃完饭后马上脱坯，这样就能保证每天能脱三拨砖坯，而别人只能脱两拨。
每天晚上干完活儿后，你还到砖窑前去跟老职工学习烧窑的技术。望着砖窑里被烧得通红的砖坯，你天真地认为，自己也许就会像这些红砖一样，在广阔天地里百炼成钢，成为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接班人。
一天晚上，连长突然出现在你面前。当时你正在顶替一位去吃饭的老职工烧窑，看着你麻利的添火动作，连长的脸上露出了赞许的笑容。你们一块伏在窑口处，望着窑里被烧得通红的砖坯，火光映红着你们的脸，那一刻，你觉得又神圣又温暖。连长问你多大了，叫什么名字，你一一回答。连长说，好好努力拼命干吧，积极地靠拢党组织，争取早日入党，你们的前途远大啊！听着连长的话，你全身热血沸腾，觉得自己来北大荒真是来对了，原先在北京时心里的那种沉重的压抑感，已经荡然无存，而代之以奔向光明前途的决心和力量。
从那天起，你每天晚上都要去窑上帮忙，你期望着连长的再次出现，你期望着连长能与你再次倾心交谈，但你期望的这一切没有实现。连长不但没有在晚上再次来过，就是白天遇到你时，态度也骤然变冷了。你翻来复去地想着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才引得连长态度的转变，可实在是想不出。后来你才明白，是出身，是你的黑五类出身决定了连长对你的态度，是随着你们的到来而到来的档案，使连长知道了你的出身。你可以肯定，随着档案的到来，你已经被划到了知青中的另类里。当时连长对你说那些话时，是真心的，但却是在并不了解你到底是谁的情况下说的，一旦他知道了你是谁，他的那些话对你就没有意义了。这件事对于生活在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也许根本不值一提，但对于当时的你来讲，却是一种震动颇深的大事，它使你敏感脆弱的心灵再次受挫，它使你明白了北大荒这个今后不知要在此生活多少年的新环境，对你凭借着档案里记载的出身，有着一个怎样的框定。
在这以后不久，窑地上又发生了一件被连里视作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杨梅果事件”，不幸的是，你也列名其中。
要谈这件事，有必要先将在窑地干活儿的人员构成介绍一番。在这里干活儿的主要是你所在四排的两个班，有几名当地老职工、大多是各地知青，还有三名与你们前后脚被遣散到连里来的原兴凯湖劳改农场的北京籍刑满就业人员。这三人中一人是在京无业人员，姓朱，因在国庆十周年前夕，在理发店理发时与理发员打架，被刑事拘留，后被遣送至黑龙江劳改农场。另一个人姓李，原是解放军的一名上尉军官，在总后勤部工作，因其试图贪占大校级马裤呢军服一套被判刑一年。还有一名姓吴，原为中央歌剧院的一名导演，后因与该院党委副书记的妻子勾搭成奸，判刑二年。他们三人均为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时，雄心勃勃地在黑龙江兴凯湖修建的大型劳改农场的第一批成员，而且都是在国庆十周年前后北京的那次大规模“严打”以后被遣送至此的。那位歌剧院的导演来到劳改农场后，仍旧风流，积习不改，与同为因生活作风问题沦为劳改犯的一名原来的女舞蹈演员勾搭在一起，并生有一个女孩，结果当然是两人同获加刑。后来那位女演员被调到别处去服刑，但女孩留了下来，由老吴抚养，已经长到了十三岁。
那天晚上，在你们都躺下以后，老朱在油灯下细细地拆着他那还在北京工作的老伴寄来的邮包。
“有些什么好吃的呀？”黑暗中，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别独闷儿啊。”
邮包里确实是吃的，老朱掂量了半天，才十分不情愿地扔给自己这一边通铺上大约七、八个人，一人一颗蜜饯杨梅果。这便是整个事情的全过程。万没想到的是，这件事被睡在对面铺上的一个天津知青、也是你们的副排长抓住，当成了天大的一件事，当成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不知是因为他没吃到这颗杨梅果，还是他早就嫉妒你的脱坯纪录远远地超过了他，反正是他在第二天早起向连部的汇报中，着重提到了你的名字。
在第二天晚上的全连大会上，指导员将这件事情上升到了反革命势力在与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高度。所有吃到杨梅果的人被依次叫到连部去讯问，并要求写出书面证言。你当时紧张极了，惶惶不可终日地等待着被连里叫去提审，但却始终没有人叫你。当时你心想，连里所以不叫自己，大概是认为你根本就不是无产阶级接班人，在他们眼里，你同那三名劳改犯是差不多或只差那么一点点的人。此事后来还被那位天津知青改编为活报剧，并成为连宣传队的一个主打节目在全团巡回演出。你在剧中的角色极为丑陋，卑琐、贪吃、多言、毫无阶级立场，简直是不可救药。那位天津知青由于在事关阶级斗争重大事件上的出色表现，被提升为正排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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