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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我睁开眼睛只见厢房的地板上到处都是已经凝结的有些发黑的血迹和散发着刺鼻气味的秽物。萱子斜着身子躺在我的怀里，身上依旧没有一件衣物。沾有血迹的唇变得铁青，脸色白惨惨的，身体像是散失了温度的湿面团，摸上去依然柔软细腻但却冰凉得惊人。
我紧紧地抱起她，失了神地喊叫了几声她的名字。“萱子——萱子——萱子——”她最终没有因为我的叫声而做出任何反应，像是睡着了一样，表情安然。眼前的一切让我茫然不知所措，窗外的阳光被一团厚厚的阴云紧紧裹住。天空一片灰暗。世界像是一瞬间跑到一个错乱的轨道上运转。我突然想起了萱子昨天晚上说的话“生命就像是点燃的蜡烛，若是遇得风平浪静则会燃烧得淋漓尽致，若有不测则瞬间会变得烟消云散。”
“生命究竟是什么？”我一遍遍地回味着。
生命是时光留下的投影。
是冬日里飘落的雪花。
是划过天际的流星。
还是——
燃烧在风中的蜡烛。
萱子的死给我带来了意料之中的结果，我想若是没有杨子，死对我来说也不是未尝不可之事。对于萱子的死，不管是学校还是政府都会严肃地处理。尽管知道从头到尾我不带有任何目的性，可这样的事情谁会轻易相信。
世界每时每刻都或多或少地发生着变化，伴随着这些变化每时每刻都有人死去。可为何在死去的人当中却没有我。
星期三下午，我来集体宿舍。事实上自萱子发生了事情之后，我便打算不再去伊木老人家，一来想借集体宿舍人多来冲淡一些什么，二来又担心学校查宿。当时我正一个人吸着中南海，心里一直回想着昨天晚上萱子的一切举动和她吐国产酒、威士忌、烈性白兰地及哥伦比亚混合物时的表情，包括其中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无论如何似乎从中想不到任何与死有关的事情。正在这时，宿舍门开了，几名穿制服的警察和校领导一涌而进。
“菁轩同学，我们想就昨天晚上城郊私人酒吧里的女性死亡案件找你了解情况，麻烦你跟我们去警察局一趟。”一位个子高在、皮肤黝黑、满脸腐败相且看上去有点像纳粹分子的人说。
面对此景我已知道要发生什么，即使不在今天也是在明天或是别的什么时候。
我从椅子上起来目光释然地看着一涌而进的人。
“给他把手铐带上。”“纳粹分子”说。其后的两名家伙极为凶狠地抓住我的胳膊，将明晃晃冰冷冷的手铐重重地铐在了我的手腕上。
“警察同志，我没有杀人。一切都只是个误会，请你们给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请摘掉手铐，我会和你们去警察局的。”我说。
“少废话，现在还不是要为自己辩护的时候，要辩解到法庭上再说。带走！”“纳粹分子”说。
就这样我被前前后后围得严实的人群送上了一辆白色的警车。车子在城市严肃的空气中穿梭了大约十几分钟便停了下来。下了车，我被带到了四楼的审讯室。楼道狭长阴暗，没有什么异常的吵闹声。审讯室在楼层靠南的一面，室内靠窗的地方放了一张办公桌，桌子上放了一个蓝色的文件夹，旁边放着几张报纸和一些翻得有些零乱的文件散页。窗台上放一盆玫瑰竹，一盆酒瓶兰。靠东面墙上挂一个大牌匾，上面写着《工作守则》，牌匾下面放一张黑色的双人沙发，沙发前面放着一个玻璃茶几，茶几上放着一个白色陶瓷烟灰缸，里面塞满了烟头。对面放着一台自动饮水机，旁边有一个挂历。进屋之后“纳粹分子”便脱去了警服挂在衣架上，用手理了理头发，摸出了一支中华烟点上。一位戴眼镜的家伙拿了把靠椅让我坐下，而后便坐到办公桌前，从浅蓝色的文件夹里拿出一个案情记录本，翻到了空白页，作好记录准备。
刚开始时，两个人一边聊及自己的私人事情一边问我如姓名、年龄、性别、家庭住址、父母工作等等。这一切让我觉得带我来这里不是因为城郊私人酒吧死亡案件，倒像是打探个人隐私才被带来的。对这类缺乏系统性的问题我有时以假乱真，有时是以真乱假。心想无非是法律的一种无聊的程序而已。
“我们的提问你要保证回答的真实性。”带眼镜的家伙带有强调性的语气说。“否则事情会对你很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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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纳粹分子”一边吐了口浓浓的烟雾一边问，“纳粹分子”的提问让我想到了一本书里主人公涉嫌杀人的情景，几乎一模一样，莫不是法律的形式和内容都是一样的。对！应该是一样的，至少在约束人的行为和维护社会稳定这两方面是没有差别的。
“昨天晚上我干什么去了？昨天晚上我好像什么都没有干，况且我也不知道你问的是哪一个昨天晚上。从今天开始所有过去的夜晚都可以称为昨天晚上。这么多的昨天晚上，我怎么记得我都一一干了些什么。如果真想让我一一如实说来，我想还需要回忆。况且回忆本身是需要时间的。”我将那本我记不清名字的小说主人公的回答顺手拿来应对“纳粹分子”空洞无聊的重复提问。
我的回答使“纳粹分子”勃然发怒，他的表情瞬间变得狰狞。“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不识时务的选择对你来说是很不利的，你必须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们的提问。”
“你现在的处境对你极为不利，你应该好好地配合我们。你是一个受了高等教育的人，应该明白这一点。”带眼镜的案情记录员说。
“你知道常人失去记忆的表现吗？”我又用了那本书里主人公的一句话，心想这样的回答也未尝不可。生和死对于一个人来说意义又有多大？就这件事情的本身来说，死的意义对于我来说或许要优于生的意义。
“不知道。大概就像你这样胡言乱语，思想混乱成一团，做事说话缺乏逻辑性。”
案情记录员用了几乎和小说里一样的方式来回答了，是不是他也读过这本书？应该不会。莫不是法律程序都是一样的，或者说是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接下来的提问与我读过的那本书的作者设置的情景几乎完全相同，心想，我的人生莫非是被别人描述过了，若不是，那为何又是如此相像。对此，我不想说什么，对于他们提出的类似性的问题我也只好用类似性的语言来回答。有时甚至是完全借用。
“昨天城郊私人酒吧死去的女孩子和你什么关系？”
“朋友关系。”
“什么样的朋友关系？男女朋友关系还是普通朋友关系。”“纳粹分子”接过话题。
“普通朋友关系。”我如实地回答道。
“你们昨天晚上都干了些什么？为什么将女孩子的衣服脱得精光，还让她喝那么多烈性酒。”
“有些事情不是我的主观意愿，一切都是她自己所为。首先我想说明的一点便是在她身上我不带有任何的目的性，一点也没有。提议要喝酒的是萱子，她心情不好。”
“为什么心情不好？”“纳粹分子”问道。
“这我也不知道。我问过她可她不向我说具体原因。”
“为什么要脱掉她身上的衣服？”
“衣服不是我脱的，这点也许你们不相信，再说我完全没有必要以一个生者的身份在死者面前为自己争辩什么。我们是朋友，甚至可以堪称为好朋友。事实确实如此。”
“我希望你能够老实地配合我们的工作。”“纳粹分子”表情冷漠地说。
“我没有隐瞒任何事实。打心里说她的死我也很痛惜。”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女人的衣服被脱得一丝不挂还说自己不带目的性，你她妈的撒什么谎？老实告诉你，像你这样的人我们见得多了。”“纳粹分子”愤怒道。
“我想你们应该对此事详细的了解之后再来下结论。法律论罪是讲证据的。”
“证据？女孩子的意外死亡和身上的衣服被脱光二者选其一都可以给你定罪。你应该明白。”
“你们之间有没有性行为？”“纳粹分子”问。
“没有。”
“不过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都可以，法医鉴定会给出最终的结论。你们最初是怎么认识的？”
“这个问题非回答不可？”
“这是程序，懂得什么是法律程序吗？”“纳粹分子”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