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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可笑，他第一次说出喜欢我这句话居然像吵架一样。我冷冷地看着他，看了一会儿才转过脸，我说：
“不，我不喜欢你。”
“你喜欢我，你喜欢我，我知道的！”
“潘先生，你是不是该去看医生了！”
我本想用最损的话挖苦他，可我突然想到，今天晚上是整个这场戏的压轴的一幕，可眼前这位男主角的情绪如此反常地激动，我显然不能再跟他吵下去了，弄不好要影响今晚的行动，毁掉这么多年来，包括老焦和纪春雷在内的这么多人用心血和生命换来的成果，那我可就罪大了！我连忙转用比较平缓的口气对潘小伟说：
“好了好了，我们别吵了，今天晚上，除了小提琴这个事之外，我们不谈别的事，好不好？”
可潘小伟依然没完，“不，现在不谈就没机会了。”
其实我也非常想听他好好谈一谈，我想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但我只是笑着说：“现在我是你的保护人，你忘了你答应过我，一切听我的指挥。”
潘小伟脸上冷静下来，说：“好，我不吵，我不吵，我想平平静静地和你谈。”
我说：“我想吃饭，我饿了。”
潘小伟没法子，冲天花板叹了口气，然后无可奈何地给饭店的房间服务打电话，要他们送饭上来。
饭很快送上来了。有汤、沙拉、饮料和三明治。我们吃饭时，他没再说什么。
饭罢，服务员敲门来收餐具。然后我看时⑤不早，就催他梳洗一下，穿好衣服。他做了，把一张脸洗得白白净净，系好衬衣，拿出领带，这时他的情绪完全恢复了常态，对我笑了一下，说：
“对不起小姐，能帮忙打领带吗？”
我看着他那张天真的脸，那脸上带着孩子式的无赖。我不想也不忍再刺伤他，虽然我不大会打男人的领带，也从来没给一个男人打过领带，但我还是应诺了他，仔细试着帮他打。我们的脸靠得那么近，彼此呼吸都能感受得到，我知道他的眼睛一直在看我，可我不看他，我想他准又要动手抱我了，他要是抱我我怎么办？是让他抱还是推开他还是给他一下耳光？后来我也搞不清自己究竟是怕他抱还是希望他抱。
海岩：他抱了吗？
吕月月：我多情了。没抱。
海岩：他要是抱了你最可能的反应会是怎样？
吕月月：不知道。打完领带我就在沙发上坐下来，说：“打得不好，你重打吧。‘，
确实打得不好，但他没有重打，站在衣镜前修整了半天。
天色暗下来，我们开了灯，等着香港的电话。他问我想不想看电视，我说不想，他说他也不想，又说就这么静静地和你一起坐着，比看电视好好多。
于是我们就静静地坐着。谁也木说话，他的脸让台灯的光勾出一个瘦瘦的轮廓，应该说，很好看。
我想，再过几个小时，确实一切就都结束了，他很快就会离开北京，回到香港或者去加拿大，去继承他应得的一份祖业或去学做一个酒店的经理。而我，将回到我的那间拥挤破旧的办公室，也许很快会接到一个新的任务，也许依然去做抄写材料整理卷宗之类的琐事，一直到老，像焦长德那样带着光荣也带着遗憾，平平淡淡地退休。我和潘小伟毕竟是从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走来，在一个偶然的交汇点上聚合了短短的瞬间，然后理应回到各自投生的那个天地中去。
我想，多年以后，他还能不能偶然记起北京的这个初夏呢？他会记起在这个美丽的初夏曾经有一位最平凡的北京人，撇下孤苦伶仃的妻儿为他而死吗？他会记起曾经在电梯上和一个与他同龄的女孩有过一次秘密而短暂的亲吻吗？我想，他肯定会的。虽然他以后还要经历由少壮到衰老的许多人生的幸福和波折，但是无论如何，今天的感受永远不会再有了。
我又想到，一种并没有抄袭俗套的爱原来是这样迷人。也许爱就应该是创造，爱就应该是探险，爱就应该蔑视寻常，就应该让人新奇让人义无返顾，就应该是远离现实的梦想。难以得到的东西才最宝贵！
海岩：这都是你当时心里所想的吗？
吕月月：不，是我后来慢慢想的。
海岩：我说呢，在那天晚上那么重大的行动之前，任何人都很难有这样诗意的情怀。
吕月月：是的，我们并没有安静地坐多久，七点五十分整，电话来了，电话是潘小伟接的，我们的监听电话也同时听到了一个低沉的，但又是纯正的广东口音：
“潘先生吗？……”
第五章
吕月月：我们是在八点整离开房间的。
离开房间后第一个碰见的人是薛宇，薛宇手里拿着一块擦布正在擦拭电梯的门。
他严肃地注视着我们，一声不响地替我们按了电梯，在等电梯时我们都默然不语。
电梯来了，我和潘小伟走进去，薛宇在我们身后轻声说道：“再见。”
海岩：薛宇这会儿是不是还在生气？
吕月月：不，当我和潘小伟一走出客房，薛宇当然就意识到整个计划已经开始启动了，我们这么多天梦寐以求的最后时刻就要到来，他的严肃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是一种庄严，一种神圣，那句轻轻的“再见”，表面上是一句酒店服务员与客人道别的礼貌用语，但此时在我听来，是充满了鼓励与祝福的。大敌当前，谁也没心思想别的。
海岩：对，对，这是应该有的素质。
吕月月：我们出现在酒店大堂时，守候在这里的李队长他们正坐在沙发里若无其事，我们没有对视，我和潘小伟穿过大厅从他们身边走过时目不斜视，但我清楚地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激动不已！
我和潘小伟在门口叫了出租车，离开了亚洲大酒店。
我记得那一天天黑得比往常早，天空中似雾非雾欲雨不雨。
八点十五分我们到达长安街上的建国饭店，下了车直接来到大堂副理的值班台前。
“对不起先生，我姓潘，请问有没有人在这里给我留了一件东西？”
大堂副理翻了翻记录本，抬头说：“可以看一下您的证件吗？”
潘小伟请他查验了自己的护照，大堂副理随即取出了一个封好的信封。
“这是留给您的信，潘先生，请您收好。”
信封上草草地写了一行英文字母，我没有看清写的什么。
我们一走出饭店大门，潘小伟立即撕开了信封，从信封里倒出一只印有几个号码的小小的塑料牌和一把钥匙，当他再次把手伸进信封时，我看到他拿出一张字条。
字条上只有寥寥数字：
“北京火车站小件行李寄存处”。
一个门卫过来，歪着头问：“先生要车吗？”
潘小伟应了一声，一辆出租车开过来。我们上了车。
车子顺着宽阔的长安街一直向西，开得飞快。路面已被似雾似雨的水气打湿。
地上的反光折射出长安之夜的繁华和辉煌，两边高大建筑上变化多端的霓虹灯引人入胜。透过雨意盎然的车窗可以看到迎面而来的车灯如一串串灿烂的夜明珠，曳着流星般的弧线，从我们身边飞快而有序地划过，场面壮观。出租车的司机把车上的收音机开得很响，收听着北京交通台的路况信息——哪里堵塞哪里畅通··。…然后又播放电视剧的插曲《好人一生平安人我和潘小伟各自看着窗外，对那缠绵多情的曲子似听未听。《好人一生平安》不过是句祝福，其实世上少有人能够一生平安的。
车子停在国际饭店路口等红灯。潘小伟的手不知不觉地移过来，轻轻地摸了摸我放在车座上的手，我把手抽出来，挪到一边，他又伸过来，索性用力把我的手武断地捏住，那单薄而修长的手掌里，有微微汗意。
我没有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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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点三十五分我们在北京火车站的站前广场下了车。在小件行李寄存处的窗口，我们把那个印着号码的塑料小牌递了进去。片刻，一个胖胖的女同志嘴里嚼着东西，表情漠然地从里边拎出一个长长的尼龙旅行包，往台子上重重一放。
这只略显普通的旅行包看上去十分结实。潘小伟当着我的面把拉锁打开，我的眼前豁然一亮，我终于看到那包里安然躺着一个显然已经积年累月外表陈旧的琴盒，我的心剧烈地跳，我差点脱口喊出来：“队长！”
我真想看看这个琴！我想我应该第一个看看这个琴！但琴盒上有锁和贴好的封条，我们无权擅开。
我们在火车站拥挤嘈杂的路边，拦了一辆“面的”，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