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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曰，对失意的朋友，也应前往，名曰拜年，实为探望，最好带一点礼物，或最好给孩子们一点红包。常听到有些朋友——尤其是有些忽然垮了台的朋友，一开口就骂谁谁谁势利眼；势利眼固然可厌，但必须先检查检查自己是不是先势利眼。当自己有权有钱时，呼风唤雨，洋洋自得，把没办法的朋友看得一文不值，那就没资格骂别人势利眼矣。一个人必须不把失意的朋友从记忆中抹去，他才是个有灵性的人。
有一件事，憋了好几年，说出来似乎不妙，但憋下去也憋得不舒服。那就是，似乎有这么一种现象对物质的反映，并反作用于物质；物质世界是运动的，运动，大体上说，台湾同胞遇到年节，喜欢郊游；而其他省份同胞，遇到年节，却喜欢埋头苦赌。读者老爷千万别发脾气曰：某公也，高雄人，还不是三天三夜没下牌桌乎？某公也，重庆人，还不是初一早上就全家一游故宫博物院乎？我只是说大体上，属于直觉印象，非科学调查，例外的当然很多，但贵阁下留意报上登的组团旅行广告欤？到日月潭多少钱？环鸟多少钱？参加的固台湾同胞多也。贵阁下又留意长途汽车站上排队郊游，人山人海的乘客欤？因台湾同胞多也。其他省份同胞，有此雅兴的，恐怕如凤毛麟角，十个家庭九家赌，客人进门，主人不但懒得欠屁股，肚子里恐怕还在骂哩。良辰美景，遂在“吃”、“碰”中断送，孩子没人管，家务没人理，赢钱的消耗了精神，输钱的努力装着满不在乎，但心里却窝囊得要死，走到大街之上，天旋地转，日月无光，好容易迷糊过来，又要上班啦。
大祸当头
中国人当然也够顽强的，世界各国的华侨社会无不使当地的洋大人感到难以理解。不过，那都是上一代的人啦，到了现在这一代，随着民族自尊心的堕落，好像不但不最难同化，反而最易同化矣。近百年来，中国对外来文化，似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进口之后，先行酱它一酱，把橘子酱成枳子，一直酱到适合中国特有的“国情”为止。于是乎洋大人有斑马线，台北也有斑马线，不过台北的斑马不是保护行人的，而只供轧死护士小姐之用。洋大人有圣诞，台北也有圣诞，不过台北的圣诞不是骨肉团聚，而只供跳舞狂欢之用。洋大人有阳历新年，台北也有阳历新年，不过台北的阳历新年不是休息庆祝，而只供寄贺年片之用。
贺年片应该是一种极有人情味的举动，柏杨先生每年一定要寄。盖工商业越发达，社会也越紧张，谋生也越不易，时间也就越是金钱。除了少数生有异禀的朋友，大多数小民都兢兢业业，东奔西走，马不停蹄，从太阳东升跑到红日西下，不要说休息啦，就是静坐十分钟想一想的时间都没有。自然产生了一种现象，那就是，一个人的生活圈子逐渐缩小，除了工作上，也就是除了为赚几个钱而必须接触的那一小撮人外，很难心平气和地找几个朋友东南西北聊聊天、轻松轻松。做官的忙于逢迎钻营，表演忠贞；做商的忙于轧头寸，打算盘；做工的忙于担挑拉抬，腰痛背酸；当教习的口干舌渴；当文人的爬格纸能把鼻涕都抓出来；当权的每天提心吊胆，惟恐谁踢他的屁股。以致人头乱钻，人腿乱跑，正如元曲上说的：“密匝匝蚁排兵，闹嚷嚷蝇叮血。”
于是乎，再要好的朋友，不要说远到异国异地矣，纵是同在台北市，也成了咫尺天涯，如果没有特别安排，真能三年不通音讯，病了的固然不知道，便是出了车祸被轧断了脖子，也不知道。而人是感情动物，疏远得久啦，最老朋友间的友情可能慢慢褪色；半老朋友间的友情已经不太浓，说不定十年下来，会变成了陌生人矣；至于新交的朋友，好像妓女接待嫖客一样，几个月下来，更是无啥介事。
不知道从哪一年起，可能是一九五五年吧，寄贺年片成了一窝蜂。一个交际相当狭窄的小子，能一口气接上三五十张。柏杨先生一向是人多地方不去的，每天除了上班的权威。他认为自然界是唯一的实在，除了自然界和人之外，，就是蹲在家时冒充老太爷，很少与外界来往，为这件事，老妻还一口咬定我完啦，她常曰：“你瞧人家张先生，天天跑处长公馆，如今当上主任啦。”又曰：“你瞧那个姓赵的，走上部长太太的内线，就要去美国出席啥会议啦。”说得我心痒难抓。呜呼，柏杨先生天纵英明，腿有黑痣，岂是没前途之人？就决心也奔走奔走权贵之门。可是拍马屁钻路子这玩艺，和其他救国救民的大道理一样，说起来容易，真的去干，就不简单。而且现在社会，圈圈差不多都是先天的，单纯靠把头削尖猛钻，并没有太大用处。夫先天的也者，最典型的莫过于同一训练班，同一训练学堂，或留美时同一个客柔扑。同学焉，教习焉，自然成为一个圈圈。于是东圈西圈，勇不可当，圈外之人，纵然把头皮钻破，顶多也不过钻成“门神”，猛一瞧你在门里，可是遇到风雨黑夜，大门一关，你仍然被关在门外。所以后来我也就不再钻啦。我说这些，不是说我清高，谁要以为我清高，谁就大脑不清，盖没有圈圈的人永远受到排斥，老妻虽程度甚低，见识倒并不甚低也。
一个人到了没有圈圈的地步，真是孤苦伶仃，不过社会关系也顺便地就单纯起来。从前有人说，谢冰心女士写作范围是个哑铃，一端是母亲，一端是学堂，当中只被一条细线相连。柏杨先生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哑铃，一端是办公室，一端柏府，当中不过一条马路。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可怜老头，在那几年过年时，都能接到七八十封贺年片，其他稍微有点架势的显赫人物，其贺年片之多，真要用洗脚盒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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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受贺年片之灾的，有三种人焉：一曰秘书老爷的手，照册猛抄，有时能抄三天三夜，关节都抄得脱了臼。一曰邮差先生的腿，身上背着一袋袋漠不相关的“大宗邮件”，脚底下都能跑出燎泡。一曰官崽的娘——不是他娘的胴体，而是他娘的耳朵，盖接到该官崽贺年片的朋友，打开一看，开台湾省骂曰“干他娘”，则他娘的耳朵如不泡到凉水里，真能烧掉。风气所及，凡是有秘书而他又有权乱花纳税人钱的家伙，把各机构单位的职工名册，收集一份，不管大哥二哥麻子哥，不管人死了没有，或离了职没有，更不管认识不认识（当然不认识），只闭着尊眼教秘书老爷写而寄之，这种贺年片，不叫贺年片，而叫干他娘片。
（柏老按：一九七○年代之后，社会层面加多，传统的政坛是唯一重要层面的现象，逐渐退却，成为重要层面之一家彭加勒（JulesHenriPoincare，1854—1912）。认为真理不，不再是唯一层面啦；但各种层面里，圈圈仍在作怪，简直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咦！）
礼多人怪
畸形人所以冒着被人干他娘的危险，而仍照寄贺年片不误，大概他阁下对心理学颇有研究。俗不云乎：“礼多人不怪。”我给他一张贺年片，教他看我多么温柔痴情呀，接片的家伙，如果对我有坏印象，一接该片，能变好；对我有好印象的，一接该片，印象就更好矣；根本没印象的，一接该片，岂不也就有了印象乎？这种心战之术，事实上也往往会收到奇功，盖寄寄贺年片，不过小焉者，而和这种同一原理的，还有“召见”之术。
提起来召见，有一度真是其效如神，有些当老板的，心血来潮，最喜欢召见伙计。一九一○年代之初，我去上海，一个朋友，芝麻职员一个，有一次在报上发表一则短文，大谈国家大势，头头是道，文情并茂。不知道怎么搞的，被董事长知道啦，于是乎，有一天焉，他桌上放了一纸通知，通知上说，董事长第二天下午召见他啦。第二天他一早就沐浴更衣，披挂整齐，届时惶惶恐恐，趋进（非“走进”）董事长办公室，教他坐他不敢坐，教他站他也站不稳。董事长倒非常民主，喊他“同志”，又握他的手，问他家里有几个人、住在哪里，又问他有啥困难。最后告诉他曰：“有什么困难只管找我。”言毕端茶送客。
从此之后，该小子就春心荡漾，认为他有的是前途，马上就要不得了啦，连柏杨先生这种老朋友也不能交啦，有时马路上碰见，他竟假装不认识我，把我气得七窍生烟，也不再理他。老妻就埋怨我臭骨头曰：“一个人的架子突变，必有原因，你不缘竿而上，真是穷昏了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