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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第4期 … 科幻之窗
大卫·赫尔 王荣生 译
妈妈病倒不久，爸爸就失业了。他常常呆在家里，开始还早早起床，不等我和姐姐米兰达上学就穿戴整齐，出门了。可是，过了不到一个月，他就变得不修边幅，睡懒觉了。我们下午放学回家，总是看见他只穿着裤衩，仰卧在起居室的睡椅上，满身黑红相间的彩纹，呈棋盘方格状，衬以苍白的皮肤，绚丽夺目。爸爸对他的文身感到自豪，可我和姐姐却看不顺眼。爸爸在我们这个年纪可棒极了，他说，简直不明白我们怎么变得这么少年老成。
“嘿，小家伙，”他招呼我们，“瞧一瞧这个。”
我们脱下帽子，在毛巾上擦掉脸上的油膏，走过去看个究竟。爸爸正在看电视7频道，这是“遮阳天幕计划”实况转播。只见镜头聚焦在一叶小舟上，在黑茫茫的天空背景下，小艇犹如一个银色的亮点，尾部仿若蜘蛛吐丝，喷出一丝双分子线。一和真空接触，双分子线立即扩展千倍，形成一张巨大的七彩薄膜，继而组成围绕地球的巨伞的一小部分，遮蔽世界免受太阳紫外线的辐射。“妙极了，”爸爸叫了起来，他一直是个科技迷，“瞧吧，孩子们，人们在创造历史。”
“另找时间看好吗，爸爸？”姐姐说。
我跟着姐姐走出起居室，来到妈妈的画室。妈妈正坐在电脑前，一只手握笔在荧光屏上轻轻地画来画去，另一只手在键盘上输入色彩与纹路，一幅栩栩如生的山水画图像便跃然屏上。我们默默地观看她将图像移植在杂志上，她专门为这家杂志配画。最后，她注意到我俩了。也许是因为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开心相聚在一起，也就是说，在我们得知她病得有多严重前的最后一次幸福的相聚，所以，对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她的头发透过睡帽，蓬松地围住脸，嫣然微笑，上嘴唇挂满了细小的汗珠。她伸出两臂，做出拥抱姿态，说：
“抱一抱。”
随后，我们姐弟俩坐下来做功课。作业不做完不准出去玩，而且不到傍晚，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呆在家里。这还不行，我们出门前妈妈一定要我们戴上帽子、手套、太阳镜，并且在脸上涂满油膏。五分钟后，我们慌慌张张地跑过坚硬干燥的地面，躲躲闪闪地穿过荒芜的枯树林，来到公园里。我们的小伙伴们大都住在城市地下，因此，通常我们都是在西部中心花园侧第72号大街地铁站自动扶梯口同他们碰头。有时候，小伙伴们取笑我们住在地面，但姐姐几句话就把他们打哑了。
“爸爸说遮阳幕工程一完工，那时候人人都想回到地面上来，”她以12岁女孩子的自信心说得可坚决了，“毕竟，谁想住在又黑又旧的洞子里呢？”
“并不黑。”杰米恩说。
“反正，肯定是洞子。谁敢说不是？”
姐姐不容争辩，通常也没有人跟她争个输赢。很多时候她还是娃娃王呢，带领大家捉迷藏，玩打仗游戏，跑遍公园废墟，直玩到黑夜来临，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回家。清晨，天不亮我们就要上学去，以避免晨光照射，而且上课前很久就到了学校，因为姐姐是义务交通员，负责将孩子们尽快地护送进装有百叶窗的教学大楼里。我真羡慕她那一身打扮：护臂铠甲、头盔、太阳镜，决心将来读六年级时自己也挣一套来神气神气。
那天下午，我们一踏进家门，就感觉到出了什么事情。电视关着，妈妈没有在画室作画，而是在厨房里与爸爸窃窃私语。我们总觉得情况不对头，但又说不出所以然来。
吃晚饭时，开始父母还同往常一样，向我们问这问那，递给我们豆腐、植物蛋白菜肴吃，可是，他们却没有胃口，很快就连样子也不装了，默默地坐在我们对面。大多数时间我都盯着自己的盘子，但还是忍不住瞧父母几眼，妈妈的眼圈发红，爸爸不住地眨眼睛，似乎想吃掉泪水。终于，姐姐打破了沉默。
“我想，咱们家对秘密是有规矩的。”她说。
最终还是爸爸回答了。“孩子们，有坏消息给你们，”他说，“你们还记得妈妈上周去医院检查吗？医生作了几项检验，今天上午电话告诉了我们结果。”
“妈妈得了流感吗？”我问。
妈妈笑了笑，握住我的手，说：“不是的，宝贝。恐怕我得了癌症。”
我们不必问妈妈癌症是啥病，她患的是哪种癌，因为自从我们到了可以独自出门的年龄以来，父母就一直训练我们防止这种疾病。姐姐说：
“可是您总是很小心的，妈妈。每次出门你都戴了帽子、太阳镜的。”
“这我知道，亲爱的，但你要知道，我们小时候哪里知道这些。我们不懂什么臭氧层枯竭，也不懂什么紫外线，也不懂如果不小心太阳光会有多么厉害。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在暑假期间好几次给太阳晒起水泡。太阳就这么毒辣。你们小时候要是给太阳晒凶了，长大后就可能得皮肤癌，假如你们的皮肤和我们一样白嫩，而且你们的遗传基因对皮肤癌缺乏免疫力，那就更容易得了。”
“妈妈会死吗？”我问。
这次她没有笑。“我也不知道，宝贝，”她说，“咱们得等着瞧。”
在以后几个星期里，我和姐姐才得知问题并不出在医疗技术，当时的医术几乎什么病都能治疗。通常，采用一种基因培育出来的病毒治疗，就足以在皮肤癌转移前，甚至在妈妈的病情开始扩散时治愈。即使这种治疗失效，用激光照射或动外科手术，一般也能治疗皮肤癌。不，问题出在钱上面，父母都没有享受医疗保险。妈妈一直是个自由撰稿人，全靠爸爸的医疗保险金治病。可是，爸爸丢了饭碗，同时也丢了医疗保险。
姐姐比我懂事得多。有时候深夜里，我听见她在上铺（我睡下铺）轻声哭泣，但当我一问她怎么啦，她总是气冲冲地要我闭嘴。我太年幼了，不大懂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只相信一切事情到头来都会好的，不明白妈妈一下子瘦得皮包骨头，这和她生病有什么联系。近来，爸爸大变了，老是喝得醉醺醺的，一醉就倒在睡椅上，呼呼大睡，但我却看不出这有什么可怕的。有时候，我想叫醒爸爸，可是雷都打不醒他。
“别管他，”姐姐嘘一声，“他喝醉了。”
“爸爸没有醉，”我说，“他是睡着了。”
“不，他确实醉了。你知道他为啥丢掉工作的吗？”
“因为老板不喜欢他，他们吵过架。”
“不是，傻东西。我听过他和妈妈谈话，他是喝醉了酒上班才给开销的。酒把他害了，他再也找不到工作了。我们现在没有了医疗保险，全是他的过错。妈妈快要病死了，也是他的过错。”
到那时候，姐姐真的恨起爸爸来。她很少理睬爸爸，而且一开口，就数落他的文身多么丑，他的玩笑多么无聊，他失业后长得多么肥胖。姐姐主动照顾妈妈，给妈妈端茶递水喂药，呆在床边朗读妈妈喜爱的维多利亚小说给妈妈听，一读就是几个小时。她不让爸爸搭手，爸爸一插手帮忙，她就狠狠地瞪他几眼，他只好退到起居室里，整夜抽烟，看电视播放遮阳天幕建设工程的缓慢进展，有时候在凌晨我还发现他仍然呆在那里。
放学后，我呆在咖啡馆里，等姐姐完成义务交通员的职责。平时，别的孩子离开后我们就立即回家，但这次她却带我往另一个方向走。我跟在姐姐后面，沿着凉篷和楼房的悬吊部分来到商业区，那里街两面屋顶都搭有厚实的塑料板，我们再也不必躲避阳光，可以在人行道中心行走了。终于，我们来到东60号大街的一家商店，招牌上写着：“人体器官商店：收售器官。”
姐姐推开沉重的玻璃门，我们走进一个摆设零乱的地方，墙边立着一排排冰箱，冰箱的冰冷的金属表面上水珠晶莹，宛若散落的一粒粒小宝石。冰箱外壳透明，清晰可见里面装着各种肢体和神秘的器官，悬浮在保护液里。进门的正对面是一张服务台，后面坐着一位胖老头，生了一双多色的眼睛。他放下手中的报纸，说：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小姐？是买还是卖？”
连我都听出了老头在开玩笑，但姐姐却当真了。“也许要买也要卖。”她挺认真地说。说着，她就脱下卡克大衣，递给我，接着卷起袖子，手臂放在柜台上。“能卖多少钱？”她问道。
老头装着考虑她的要求，很在行地检查她的手、臂、手指、手掌、肘关节、肩膀，研究皮肤下面的骨头、经络，后又用微型超声波扫描器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