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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雷瑾担心的是，虽然有〈免佥条例〉，但河陇仍然会有许多男丁将被陆续佥发入伍，那么河陇还能不能够只依赖其他未被佥发的人户丁口，就种植出足够多的粮食米面，织造出足够多的丝葛麻棉，放牧出足够多的牛羊骡马，生产出足够多的商货器物，或者通过远行的长途商队，能从其它地方贩运回足够多的粮食、布匹、茶、盐、油、铜铁、马匹、兵器、甲仗、牲畜等民生必须之物呢？
连五谷不分的儒家孔孟，都说要足食足兵，如果佥兵令严重影响到农牧工商诸等生民之业，这佥兵令还有长期推行的必要么？
如果这个根本问题不能很好解决，这佥兵令也只能收一时之效，断然不可能为将来征伐四方提供源源不断的兵源。幕府的财税一旦枯竭或者入不敷出，养着这么大的一支军队，除了象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或者流民军那样以战养战，掠于四野之外，还能有其它解决之道么？
所以，不亲眼巡视一番，不对从今春以来一力推行的“定额地租”和“雇工农庄”的成效有一个深入细致的了解，雷瑾是无法放心的。尤其那“雇工农庄”最为雷瑾所看重，他反而对在佃农中推行“定额租”的做法，以为不过是不得已的一种过渡。
从独孤岳的“独孤堂”所搜集到的谍报来看，在帝国江东，一部分“雇工农庄”在减少耕作者的情况下，能够在相同的田亩中生产出相对较多的粮食和其它农作物，以获取厚利。
粮秣就是军队的命脉，只有粮食充足，幕府的“佥兵令”才能长期实行下去，而不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雷瑾所看重的恰恰就是“雇工农庄”能够减人不减产，甚至能生产出相对更多的粮食和其它农产品。
那么在江东证明行之有效的“雇工田庄”，能够在河陇生根发芽么？
带着这个疑问，雷瑾的巡视首先从黄羊河农庄开始，西去张掖、酒泉、嘉裕关、敦煌，然后再一路绕回来，转而向东，巡视兰州、西宁、天水、宁夏镇等处，凡是超过万亩以上的大农庄，都要去看看。这里面有一个道理在，就是根据独孤岳和一些精通帐目和算术的幕僚的计算，雇工农庄应在六千亩以上才有意义，低于此数的农庄还是实行较合理的定额地租为好。
由于属于雷、马两家的大农庄、大牧场推行雇工经营，也带动了其他部分豪强的农庄、牧场效仿，今年的年成也还算不错，冬小麦、春小麦、大麦、青稞、乔麦、糜谷、高粱、水稻、黄豆等粮食，还有棉花、大麻、蓖麻、芝麻、甜菜、茶叶、亚麻、油菜、蚕豆等农产品，牧场的马、驴、骡、牛、羊、骆驼都呈现一种欣欣向荣的丰收景象。
这种情形与河陇豪强多兼而从事畜牧工商有一定关系，河陇豪强不纯靠地租获利，佃户在以往年成相对好的年份是不至于日子太过艰难的，而今年河陇掌握土地最多的两个大族——雷、马两氏族裔的土地，又先后有一半试行定额地租，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的佃农怎么可能起而造反？而且关中、四川的流民之乱，对河陇豪强大族震动也很大，慑于流民军几乎所向披靡的威力，加上河西幕府半带威胁半是强迫的高压强势下，所有豪强大族都响应幕府的倡导，普遍都减少了地租分成，降低了高利贷息口，让利便民；并且共同捐资营建修缮各处寺庙道观学宫文庙和桥梁道路水利河渠城池堡寨等，加之关中四川富户因避乱而向河陇的大量迁移，类似夜未央这样的吃喝玩乐场所空前繁荣兴盛，吸纳了许多生计无着的流民作雇工，这才使得关中纷乱之时，河陇晏然安定，无人响应关中、四川的流民之乱。安定平稳的局面又使得士农工商各安其位，在一片乱纷纷的帝国，河陇成了比较难得的安定繁荣之地之一。
河西很多灌溉土地对雨水要求本来也不太高，今年雨水好，人又肯干，于是一派丰收景象便出现在巡视各地的雷瑾面前。
这一幅丰收的景象，让雷瑾对内记室、幕府的部属幕僚所做的艰苦而细致的努力有了更直观的印象，感叹幕僚部属们确实不容易，尤其是自己离开的几个月中。
既要让豪强大族作为幕府与底层民众之间的缓冲，发挥其建设性的治理作用，又要限制其不利治理的一面，显然是需要幕府具有很高的理政技巧和治民手腕，以及足够的政治耐心，否则幕府不是趋向极权横暴，滥施杀戮，就是一味故息养奸，受制于人。
而为政过猛或过宽，向来皆非生民之福，幕府能够比较好的把握这宽猛之间的火候，这让雷瑾在赞许幕僚部属的努力成果时，也不禁暗自对自己“择人任势”的眼光有些自鸣得意起来。
对农耕稼穑之道，雷瑾从一些农书上了解多，实际的亲身体会少，畜牧盐铁工商之道雷瑾反而比较熟悉，其他一起外出巡视的部属幕僚也多半对农事不熟悉。
因此，开始的时候，大家对那些深耕通晒、施足基肥、培育壮秧、合理密植的门道还比较有兴趣，等去的农庄多了，新鲜劲一过，都未免心里有点厌烦。
只有雷瑾，他虽然心里也有点嫌烦，但作为众人之首，幕府之长，是绝对不能太过表现出自己个人的喜恶，如果说一定要喜好什么的话，关心农耕稼穑之道倒是可以适当当众表演一下，以作为表率。
所以，每到一农庄，他都表现出对农庄在除草、中耕、追肥、烤田与防虫、收割、收藏、运输、售卖等各方面的规定和做法有浓厚兴趣，举凡耕稼、园圃、蚕桑、树艺、畜牧等如何因时、因地、因物制宜的办法他都详细的加以了解，也正因为他强迫自己去深入了解，雷瑾才真正了解这些雇工农庄确实在减少了不少人工的情况下，通过提高雇工工钱，甚至象一些商号给掌柜伙计派“顶身股”那样，给农庄的管事雇工等派以顶身股，以此来提升他们经营的积极性，又重视水利农具的改良改进和精细的综理核算，加上严密组织和调配人手，从而可以做到减人增产，这些成效都增强了雷瑾推行和倡导雇工农庄和定额地租的信心，虽然推行过程中种种不足也一一被雷瑾看在眼里，但雷瑾认为成效还是很大的。
主上如此，幕僚部属们自然更加不敢怠慢，这些或阅历深厚或学识渊博的幕僚们，倒是很快发现了几样雷瑾不曾留意之处，譬如就有幕僚趁机建言，可以借鉴商人们在茶叶、生丝等生产上实行的包买之法，由雇工农庄包买一些实施定额地租的零散农户所生产的农产品，雷瑾就觉得此议很好，完全可以考虑在将来施行，因而大加赞许。
大受鼓舞的扈从幕僚们，都颇想在雷瑾面前表现一番，又纷纷提了一些建议，都得到雷瑾的嘉许。
倒是比较留心农耕的独孤岳，在一处农庄留意到该农庄有种植少量的玉蜀黍和番薯（即红薯、地瓜之类），询问之下，农庄的管事说这是长途贩运商队从西番、云南、四川一带带过来的新作物，不知道原来是产自外番何处，总之在云南、四川已经有不少府（州）县种植，大抵山之阳宜于玉蜀黍，山之阴宜于番薯，河陇虽然有栽种，但储种、觅种不易，所以所种不广。
雷瑾虽然知道在福建，曾由官方倡导过农民种植从海外传入的番薯以备荒，但不曾知道在云南等地也有番薯种植，而对玉蜀黍倒是较为陌生了，而在西北边塞也能见到有栽种这些外番物产的，不由也觉得有些新奇——番薯在西北居然也能栽种！
听着那农庄管事眉飞色舞的说着从商队那里听来的玉蜀黍别名，什么御麦、玉麦、番麦、西番麦、包谷、苞粟等等，其他人大多还是第一次见到从未见过的外番物产，都大大的感觉新奇。
而一向留心农事的独孤岳很快就从那农庄管事的叙述中敏锐地发现了这两种作物的价值——似乎是沙地、瘠壤、盐碱地或者不能灌溉的土地、贫瘠苦寒难以栽种的高山地都可以栽种，而且产量似乎还很可观，譬如玉蜀黍就比小米、高粱之类的作物高产，这就大大超过了独孤岳以前对番薯、玉麦的认识，以前只以为这是闽浙的南方物产。现在看来，这两种作物显然适合在许多贫瘠土地栽种，这对于增加口粮产量显然有好处。他马上向雷瑾建议，尽快想办法解决储种、觅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