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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更是一个狂热的主战派，他在自己创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倡导筹措军费的社论，并带头捐款一万日元。此举深得军方的赏识，《时事新报》也因此成了海军的御用报纸。他还发表了《日清战争乃文野之战》一文，把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界定成是“文明”与“野蛮”之战，是日本的文明进步与中国的反文明进步之间的战争。
昔日口吐莲花般的盛谢，转而为罡风烈雨式的冷酷。
首相伊藤博文指名要李鸿章担任议和代表到日本马关议和。在谈判桌上，伊氏宣布：“只准说答应和不答应两句话。”
李鸿章问：“难道不准分辨吗？”
伊氏答：“不能减少”。
李鸿章被逼在屈辱的《马关条约》上签字。按照该条约，日本除取得对朝鲜的控制外，还迫使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和澎湖列岛给日本，又从中国索取到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包括1895年11月得到的“赎辽费”3000万两），这相当于日本全国四年多的财政收入。1896年，伊藤博文内阁制定的十年扩军计划，其扩军经费的40％以上直接来源于中国的战争赔款。日本一夜之间成了战争暴发户，靠着这笔钱，加上在战争中夺占的3。6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资源，大大加速了国家的近代化和军队的现代化。
在甲午一战胜利后列岛的举国狂奋中，伊藤博文往常总是睿智、谦和的脸上却是抑制不住的不可一世。
我们实在可以察觉，对大和民族来说，这是一次反叛的节日，一个乱伦的盛宴。
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今，乱伦是日本色情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媒体上常见到有关乱伦案件的报道和介绍，色情书刊中充斥着许多赤裸裸的近亲乱伦内容，父女、母子、兄妹乱伦似乎是日本色情成人读物的永恒主题。在出租色情录象带和激光碟的成人店里，更是大量表现乱伦的影象，“血缘亲人不伦之恋”、“母子通奸大战”等等，一个个片名看得人心惊肉跳。日本漫画作品中也有一些包含暴力、裸体与性、乱伦乱交的内容，尽管是面向中小学生的作品也不例外。
即使在一些比较严肃、在日本社会广受欢迎的文艺作品里，也不时闪现着乱伦的影子。
上世纪80年代，有一部名为《血疑》的电视连续剧，曾引进中国播出，几乎家喻户晓：一对青年男女谈了几十集恋爱，最后男青年发现爱上的是自己的妹妹，但怕引起妹妹的病情恶化，只好怀着复杂的心情继续维持着恋爱关系，直到妹妹病逝，方才了断这种已经处于乱伦边缘的兄妹之恋。
几年前，在日本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女教授东乡和她的助手》，说的是某医学院里有一个高傲漂亮、作风严谨且又独身的女外科教授东乡，她需要一名助手，很多年轻人都因敬畏她不敢去应聘。一个刚从美国回来的小伙子石川不知内情，贸然报名当了她的助手。不苟言笑的女教授对他的要求非常苛刻，但小伙子非常大度，他用日本式的勤奋和美国式的热情改变着女教授的看法，工作之外还领着东乡去唱卡拉OK、游泳、滑雪……结果两人成了忘却年龄差距的情侣。一次疯狂的欢愉后，东乡在他的肚皮上发现了几块胎记，石川竟是她的私生子——她18岁赴美留学，遭一个日裔科学家引诱失真。石川出生了，对方却不愿意娶她。她带着孩子艰苦地念完学业，为了能在日本名牌医学院立足，回国前她忍痛将孩子送了人。情人突然变成了妈妈，虽抱着寻母的目的来到日本，石川却不能接受这个现实。他悲愤交加，几度轻生，最终登上返美国的飞机。东乡眼含热泪偷偷目送儿子，从机场回来，她一下病倒了……
“忍者”，“恶友”（4）
日本法律制止乱伦。官方舆论对乱伦行为是严厉谴责和极力反对的，对父亲强奸女儿或儿子强奸母亲的要处以重刑。
但乱伦已成为日本文化中无法回避的突出现象。现实生活里人们也喜欢议论涉及乱伦的消息，不少日本人都认为乱伦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两相情愿就等同于一般的男女偷情。在议论别人的乱伦行为时，总有些人不以为耻，甚至带着有些艳羡的语气。
是否可以这样说，乱伦——作为现实生活里不可能冠冕堂皇实现的一种心理补偿，它可能成了大和民族的神经的兴奋元之一。其潜意识可归结于列岛的创世纪神话，在神话里日本本来就是兄妹乱伦下的产物。
如果说，血缘上的乱伦可以让人有冲决禁区的巨大刺激，如服海洛因一般的强烈兴奋；
那么，文化上的乱伦，即“逢蒙学射于羿”，又终杀羿——学生反叛了老师，从长期以来对中国文化的压迫感下解脱出来，并对其施以乱暴地践踏，在大和民族的深层心理上多半会有快畅地发泄……
民国前，章太炎先生旅居东京。常有人上门求字，他则常抄《孟子·离娄下》的数语与之——
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
第三章 为师年代
一场被忽略的启蒙（2）
一个时期的出版物，总是可以反映出社会的文化走向。1896年—1911年，是日文书被翻译成中文的高潮，共有956本日文书被译成中文，1912—1937年间则有1759种；相比之下，在1896—1911年间，日本从汉文译过去的书只有16本而已。而在明治维新之前，仅在中国国内印了一两版的魏源的《海国图志》，传到日本后被大量地翻印，一共印刷了15版，价钱一路走高。日本开始了解西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本书，明治维新的不少重要人物就是在它的影响下提出“开国论”，反对“锁国论”，终使维新取得了成功。
在大量翻译过来的书籍中，以大中小学校的教科书为大宗。这些新教材铺天盖地，铺向不久前仍在被读“四书”“五经”之声缭绕的中国的城市、乡镇。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了著名的“癸卯学制”，它模仿的是日本的教育体制，这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实施的正式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为五年制，高等小学堂四年，中学堂为四年，高等学堂及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四年，自进小学到大学毕业，共需二十一年。此外，初等小学堂之下有蒙养院，大学堂之上有通儒院。当时，各地常为使用旧式教材或新译教科书起争执，使用何种教材便成了新学与旧学的标志之一。
教科书外，中译书里还有不少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它们大大抬高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一些新的颇为科学的学术规范得以形成。
以历史写作为例，中国传统的写法是一朝接着一朝写下去，貌似断代精确，实则社会演化难以河清海晏，泾渭分明。日本学者桑原紫藏的《东洋史要》却不是这样，它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期来分中国历史，第一期断至秦皇一统，称之为汉族缔造时代；第二期自秦皇一统至唐亡，称之为汉族极盛时代；第三期自五代至明亡，称之为汉族渐衰，蒙古族代兴时代；第四期括满清一代，称之为欧人东渐时代。此书翻译出版后，一时间学术界如上层楼，耳目一新。后来许多研究中国历史的人便有意用这种大眼光，下笔之际，纷纷以四期来分。一位留心观察中国史教科书的人发现：“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有变更其纲者”。
翻译工作，主要是由留日学生们完成的。
甲午战争失败后，开始有中国学生去日本留学。当时，在主张派留学生赴日本的权柄中，湖广总督张之洞被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在1898年所著的《劝学篇》中提出了一系列推进教育近代化的具体措施，其中对提倡留学日本的论述尤为强调——
至于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路近省费可多遣；去华近，易考察；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劝学篇》下 ）
日本在接受中国留学生的态度上也表现出了相当的热情，大概是做了千年的学生，一旦做起先生来，那脚下便立马垫起了高高的优越感。
1898年冬，日本驻华使臣矢野文雄以日本国的名义，通知大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今日之外交部，称该国政府愿意接受中国留学生并支付经费。日本人愿出这笔银子，并非出于侠骨柔情，日后我们就可以看出这当然不是为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