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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7:深重的灾难与历史的转折》)
如果说在后方的许多知识分子,在用自己专业的开掘与发现,去向侵略者宣战;在沦陷区的一些知识分子,则是磨砺着民族气节之剑,以其闪闪寒光昭示中华民族的不可亵渎,不可征服。后者的代表人物便是陈寅恪先生。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北平随即沦陷。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1852——1937)忧愤交加,遽然病发,拒不服药而死。陈寅恪料理父亲的丧事完毕,携家眷仓皇逃离北平,辗转到长沙,1938年秋天本人亦随西南联大南迁。不久,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职称。因在昆明不适应高原气候,时有病痛,又欲与家人团聚,陈寅恪遂决定离开西南联大。次年暑假到香港,准备全家乘轮船赴英。此时欧洲战事激烈,地中海已完全不能通航,只能在香港等候,并应邀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授。
大悲壮,大不朽(9)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旋即香港沦陷,进入了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时期。日本人很快找上门来,一是为着送面粉给陈寅恪。当时生活物质极端缺乏,据陈哲三《 陈寅恪轶事及其著作》( 台湾《传记文学》第16卷第3期,1970年3月)所述:“大概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军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宪兵往屋里搬,陈先生陈师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二是,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闻香港日人以日金40万圆强付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寅恪力拒之,获免。”
时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席的陈君葆先生,在他1942年4月22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刘孙二人昨携米16斤、罐头7罐予陈寅恪,今日回来报告陈近况,据谓他已捱饥两三天了,闻此为之黯然。”米、罐头正是陈君葆安排校内两名职员送去的。( 《陈君葆日记全集》香港商务印书馆 2004年)
同年5月5日,陈寅恪取道广州返回内地,随即任教于在桂林的广西大学。
八年抗战的内容无比丰富:武器抗战,血肉抗战,气节抗战,谋略抗战,教育抗战,文化抗战,科技抗战……
八年抗战的内涵则是——所有的舍生忘死,所有的惊天动地,所有的颠沛流离,所有的青灯黄卷,所有的忍饥受冻,大抵都在一个极衰弱、极混乱之中国的舞台上,上演着一个大悲壮、大不朽之中国。
最终,中国并没有倒下成为一块被日本人踩着的残壁断碣,却耸立起一块中华民族足以照耀千古的丰碑。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1)
李宗仁曾疑惑:“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为何不一鼓作气,倾全力由北而南打下中国,却改变此向,逐次增兵,因淞沪一战而变成由东向西?
他在回忆录里说:“……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芦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日本人便是这样一滴滴地,滴进了六、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但是还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毙。”
在指挥了台儿庄大捷而名声大噪的李宗仁将军眼里,此种“酱油入水”战法,无疑是侵华日军的致命死穴。
或许,为避免元朝的蒙古人和满清征服了后却又被中华文化给同化、颠覆的前车之鉴,日本并不想全面侵华,一个早上吃出个胖子。它要采取的是将中国一块块地加以吞并,“分而治之,渐之殖民化”——即由甲午战争后染指朝鲜、台湾开始,直到伪满洲国成立、华北“自治”,无不重复着这一套路——驻军,策反,积蓄力量,发动事变,不宣而战,完成吞并,近而成立“独立”国家,或建立独立殖民区。
以台湾为例,1941年春,成立了看似民意团体的组织“皇民奉公会”,由台湾总督长谷川清兼任总裁,按照行政区,设立支会、分会,最基层的则是近7万个“皇民奉公班”,将全岛的民众都纳入了组织,宣称“一视同仁”,极力推行“皇民化运动”。该运动的主要内容是:
要求台湾民众改用日本姓名。
当然有愿意改的——在殖民当局通过户口规则修订后的半年里,台湾人改姓名的有168人;其中便有李登辉及其哥哥李登钦,弟弟改名为岩里政男,哥哥则叫岩里武则。
1941年,李登辉正就读的台北高等学校高等科,共计有467个学生,其中日本人363名,台湾学生只有104人。高校时期长得眉清目秀的岩里政男,在日本同学眼里是一个“非常害羞,非常谦虚”,从而显得冷静、沉默的台湾同学;同时,他在日籍老师岛田谨二眼里也是“唯一没有制造麻烦的学生。”高等科毕业后,岩里政男去京都帝国大学读了一年左右的时间,1944年1月,他就离开学校,被强制志愿入伍服役,成为日本陆军预备役军官教育第11期生。
岩里武则在高雄左营“海军特别志愿兵训练所”受训以后被编入海兵团,1944年7月派赴菲律宾作战。出征前,岩里武则回到小基隆向亲友道别,他“身着深色军礼服,腰际配挂武士军刀,脚穿黑面长筒马靴”,“神气非常地向乡亲及家人道别……”同年12月15日战死,至今李登钦仍是以岩里武则的日本名被祭奉在东京的靖国神社里。( 蓝博洲 著 《共产青年李登辉》)
可以说,李登辉日后所表现出来的亲日意识与仇中意识,乃至今日成了岛上“台独”狂流里一株老而弥坚的白色的罂粟花,确是如一首儿歌里唱的“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种子结什么果”。
大多数人不愿意改日本名。不改却显然会招致种种的不利,此外,日本当局又制定一种奖励方法,规定改了日本名字又说日语的家庭为“国语家庭”,在诸如物资配给等实际生活上,给予与日本人同等的待遇。这样,到1943年6月,改姓名的台湾人已达10万之多。
尽管如此,还有许多人挖空心思,尽可能地保留下民族遗存的信息,如姓“吕”的改姓“宫下”。姓“石”的改姓“岩下”。姓“刘”的改姓“中山”,因为刘备是中山靖王之后。姓“陈”的改姓“颍川”,因为陈姓是古代颍川郡的圣族。姓“魏”的则改姓“大梁”,大梁是战国时代魏国的国都……
提倡改变生活方式。每家必须有一个榻榻米房间,同时成年人都要穿和服,不准穿中式长袍或短衫裤。在公共场所,若日本警察看到有穿中国服装的人,即将其衣服剪掉。
实行“诸神升天”。强迫台湾民众改变信仰,将家里厅堂上供奉的祖先神位和祖先从大陆上带来的神像,统统撤下来烧掉,美其名曰“诸神升天”,不再奉祀;然后买一具日本的“神棚”,供奉“天照大神”。
组织参拜神社。硬性规定各地民众轮流参拜日本神社,每人每月至少须参拜一次。
禁止演唱中国戏剧。在“皇民奉公会”中,设有“演剧协会”,研究改变中国戏剧用日本语的唱法,以便消灭中国戏剧的民族色彩。
钳制言论。台湾总督府下令禁用汉文——任何学校商业机关都不准使用汉文之外,台湾各报章杂志的汉文版,也一律撤废。太平洋战争后,更以物质短缺为借口,迫使全岛报纸统一发行。殖民当局一方面强迫台湾人民学习日语、日文,一方面又封锁一切来自大陆的新闻,企图让更多的台湾人因此而淡忘自己的母语与母土,误认自己也是“日本人”。
日本投降后台湾回归中国,岛上多数人不识汉字,不会讲国语。于是出身在台湾又去了大陆回来的人成了官方与民间沟通的“翻译”。报纸上好长一段时间得汉字、日文并用,学校里上课也要用中文、日文及台语。虽然这时已经很少看到日本人,可是无论都市与乡村,都是一片“大和风”——进别人家门先要脱鞋,跪坐榻榻米上;街上到处是木屐踏地刺耳的声音,喇叭里传出来的台语歌曲,听起来却是完全的日式曲风,日式料理更是满街充斥, “寿司”、“亲子丼”(将鸡肉切丝与洋葱丝、鱼板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