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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澎浪矶，就到彭泽县，这里是长江南岸，皆山骨嶙峋，威岩争峙……山和江之间，芦花盛开，眺望颇呈奇观。凡大江沿岸，洲渚平衍处，芦荻丛生，往往数十百里不断，时方孟冬，叶败花开，如霜如雪，极目无涯；或曰长天杳渺，云树相接……如此宏远豁大之景观，只有在大陆中原才有缘识得，见惯了我邦以细腻取胜的风光的眼睛是不能想像的，真可谓天地间之大观。（《燕山楚水》，见《内藤湖南全集》第二卷）
“忍者”，“恶友”（2）
在塘沽到天津的火车上看遍布着白杨林的华北平原，登临古老帝国象征的万里长城，在杭州葱郁的西湖山水间流连忘返……同样骨子里深藏“缩小”意识的内藤湖南，这样比较了中日两国的风景：
要而言之，中国之长在莽苍、宏豁、雄健、幽渺，不在明丽、秀媚、细腻、委曲，赏之如啖甘蔗，渐品佳味；我邦之景，如尝糖蜜，齿颐皆甘。（ 同上 ）
这三个月中，内藤广泛考察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地理、风俗、学术学风等。在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人里，有原是珍妃老师、“帝党”中坚的文廷式。
文廷式极大地触怒了“后党”，早在戊戌变法之前，慈禧就已将他革职，永不录用，驱逐出宫。变法后不久，慈禧发下谕旨：“江西巡抚并江苏、湖北督抚密拿文廷式解京。”随后又有拿获即就地正法的密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先避难日本，后亡命沪上。在上海，“铁无可铸神州错，寒不能灰烈士心”，他又参加了“自立会”（原为维新派唐才常等人组织的“正气会”，后改名“自立会”，容闳任会长，严复任副会长）。自立会建立自立军，准备在长江沿岸各省起兵“勤王”。文廷式希望光绪帝东山再起，变法图强，振兴中华。不幸，自立军发难失败，其理想成为泡影。他又潜回原籍萍乡，带头集股合资，打算采用新式机器开采煤矿，结果全县士子张贴揭帖，群起攻讦，只能胎死腹中……
内藤的日记里有此记载：文廷式“年四十四，容貌魁梧……颇通内典，有志于研究世界诸宗教，造诣颇深。举止磊落，不拘小节……盖南方人士中之铮铮者”。
让内藤不胜唏嘘的见闻中，也有被称之为十九世纪两大发明之一的火车在中国的遭际。
在他来之前，日本早有了火车。
大概在佩里的“黑船”送来了那个火车头模型不久，东京的画家们很快便凭着它和自己的想象来描绘火车这个庞然大物，浅草街上精明的商人们也开始出售绘有火车头的“锦绘”。明治维新后的新政府，作为富国强兵的国策之一，就有修筑铁路的计划。只是新政府财政窘困，要修筑铁路得向英国人贷款。新朝诸公们视新政伊始就借外债为“国耻”，‘暂且将此计划搁浅。但仅仅过了五年，1873年，新桥到横滨的第一条铁路就开通了。火车的出场成了举国的一件大事，国民们纷纷以乘火车为第一快事，火车票顿成奇货，其价格要高出许多生活必需品。即使如此，那就咬着牙过一段苦日子，全家人也要来体验一番坐火车的感觉。
“汽笛一声别新桥，我的火车要出发……”
——这是内藤十分熟悉、至今有时还哼在嘴边的《铁道之歌》。它被编进小学课本后，其昂奋的旋律在列岛上空广泛传扬。以颂歌献给这个由工业革命里轰隆隆开出来的巨无霸，这就是日本国民的态度。
在中国，早在1865年，在北京的英商集团在宣武门外修筑了一条1华里长的试验性铁路，以此向朝廷推销修筑铁路的好处。英明的清廷洞察了洋人欲操我江山命脉掠我大清资源的险恶用心，严词予以拒绝。
1876年，日本有了第一条铁路的三年后，英国怡和商行修建了一条从上海到吴淞、长约15公里的营业性铁路。仅仅跑了一年，清廷以28。5万两白银赎回并拆除。其理由是未经当局批准擅自修建，而且火车头竟敢妄称“天朝号”。
又过了五年，1881年，在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支持下，又在他老人家的地盘上，修建了一条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为的是运输煤炭。这次既有当局批准，又是国人自己修建的，该是一路畅通了吧，岂料仍遭到沿线从乡绅到卖浆引车者流一片反对。火车震天撼地，吞云吐雾，面目可憎，一看便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必然要搅了地下先人们几千年的大梦，坏了地上庇佑商贾农工的一派风水。无奈之下，蒸汽机车被大卸八块，换上一大群咴咴叫唤的骡子来拉车皮……
中国真正活下来的第一条铁路，竟是在远离大陆的孤岛——台湾。
1887年，台湾巡抚刘铭传获朝廷恩准修建由基隆经台北到新竹的铁路。披荆斩棘，一路艰辛，终于在1893年竣工。仅为中国人跑了两年，台湾即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在与严复、文廷式、张元济、罗振玉等维新志士的交谈中，内藤湖南深感为中国前途计，这个国家必须再上维新变法之途。同时，他心里也有了一个日愈清晰的结论——
近代中国倡言改革以来，维新志士们关于改革的言论，不可谓不多、不透彻，“他们并非不明数百年来的政治积弊，也并非不晓应采用西法，然而，举之行于中国人民之上，则是否能收其功，实为一大疑问。”可见“中国的改革，谈何容易？”（内藤湖南《支那改革之难易》，见《内藤湖南全集》第二卷《燕山楚水·禹域论纂》）
如果说，在戊戌变法之后，内藤湖南对中国变革的前景持悲观态度的话，那么，在戊戌变法的十三年之前，日本就已经有人将中国视为虎落平阳，拔毛凤凰，或者说是一只曾经拉过大阳线、但如今已是彻头彻尾的垃圾股。此人还不是一般人，他是被视为日本近代思想教父，有着“日本伏尔泰”之称的福泽谕吉。
1885年，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一文。随后，日本思想界掀起一股“脱亚”的风潮。
“忍者”，“恶友”（3）
“脱亚论”的基本思路是：日本要追随西方国家，步入西方文明阵营，就要毫不犹豫地摆脱亚洲，唾弃中国、朝鲜这样的落后的“恶友”——
我日本国土地处亚洲之东陲……然不幸之有邻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此二国者，不知改进之道，其恋古风旧俗，千百年无异。在此文明日进之活舞台上，论教育则云儒教主义，论教旨则曰仁义礼智，由一至于十，仅以虚饰为其事。其于实际，则不唯无视真理原则，且极不廉耻，傲然而不自省。以吾辈视此二国，在今文明东渐之风潮中，此非维护独立之道。若不思改革，于今不出数年，必亡其国，其国土必为世界文明诸国分割无疑。
古人云“辅车唇齿”，以喻邻国相助。今支那、朝鲜于我日本无一毫之援助，且以西洋文明礼貌人之眼观之，三国地理相接，时或视为同一。其影响之事实已现，成为我外交上之故障甚夥，此可谓我日本国之一大不幸也。
如上所述，为今之谋，与其待邻国开明而兴亚洲之不可得，则宁可其伍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亲恶友者不能免其恶名，吾之心则谢绝亚洲东方之恶友。
1894年的甲午一战，开始应证福泽谕吉关于中国的预言。
据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说，当时宫廷半月之费，即可买吉野级巡洋舰一艘，两月之费，可购一超级主力舰，一年之费，至少可以装备一支排行全球第六、七位的海军舰队；而一个为了让老佛爷乐不思蜀的颐和园改建工程的初期预算即为白银１亿两，可用以组建10支“北洋舰队”而有余。皇室如此穷奢极欲，大清国的海军却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正当日本海军全力西进之时，竟然未购一舰！不仅如此，就在1892年，黄海、东海海面上已满是火药味了，大清的朝廷上上下下仍在忙着筹备老佛爷的六十大寿，户部以太后万寿庆典需筹款为由，让海军停购舰艇二年。眼见快舰买不成了，李鸿章只好退而求其次，请海军衙门拨款60万两，购快炮20尊，以替换各主要舰艇上之慢炮，但户部和海军衙门两处，仍一毛不拔。李鸿章不得已，只有从海军日常粮饷给养之中，挤出20万两，聊购次等快炮12尊，以平息舰上官兵之积愤……
而日本倾全国之力，克勤克俭，来打这一场战争，据说连天皇娘子的脂粉钱都捐出来了，很多鸡皮鹤发的老武士都请缨要上战场。
福泽谕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