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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不会担心中国，中国没有资格做日本的对手，我一直相信中国会自己把自己打倒。日本民族是非常优秀的民族，我们的一草一木都是金子，我们的每一位国民都是日本的生命 ，无论科学家，教师，政府人员，还是企业家，每一个日本国民都会自觉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的信息，每一个人都以生为日本人而自豪，即便像秘鲁总统藤森这样的一国之尊，也以能成为日本人而感到骄傲……
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更称不上强国。我们在经济泥潭中慢步前进的时候，中国飞速的经济增长不会引起我们的任何羡慕，因为日本知道中国永远超越不了日本，中国的经济规模越大，它面临的风险和问题也会越大，一些棘手的问题已经如我早前的研究，开始在中国出现……
认定一场真刀真枪的战争必将爆发，心目中的对手却不以你为对手，这便有些像你已经买好定婚钻戒，可心目中的佳人却不愿戴上，这颇有几分悲哀。但这决不是“不再战”的悲哀，而是“幻觉”的悲哀。
依我这十几年的观察，国内有一批制造、描绘幻觉的人从不下岗，最明显因而也最易指的便是在股市房市上，他们总让别人钻进幻觉中去，自己从中获得的各项收益却是真金白银。再比如，当时下许多城市的老百姓在为交通拥塞而怨声迭起时，肯定有人说：“堵车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对我等这样的清风草民来说，只有在好莱坞电影里才看过的长岛那样的豪宅，对他们中的一些人却是切实存在的。
满是幻觉的日子，可入歌星们唱一曲便有几万、十几万元的热烈或甜腻的歌子，可进黑乎乎的穷街陋巷的外面那灯海璀璨如银河落地的大道，可串起故事总是发生在海滨、别墅、高级酒店和房车里的电视连续剧，却纷纷坠落于老百姓的沉默与叹息，更镌刻不进历史苍劲的年轮。
第十一章 “伪悲情”
“恐日症”，“恐韩症”（1）
在许多国家，大约爱国主义是不需要唤起的，只要一个人知道自己是谁，自己从哪里来，他就会爱自己的祖国，如同从血管里流出来的一定是血。
这里当然有一个前提，即当政者必须把国家治理得人人安居乐业，生死无忧，如同一匹杭锦，经纬分明不说，还光彩照人。倘若逼近天下板荡、河决鱼烂之时，再提倡爱国主义，古语云：“乱邦不入，危邦不居”，那就肯定不灵了。美国就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叛国者”们向往并踏上的一片新大陆，但这些不同肤色的男男女女一旦在星条旗下宣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毕生热爱这个国家，并以自己是个美国人而自豪。
在中国，亿万中国人也由衷地热爱自己的国家。
其中，绝大多数人是普通的平民。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除了是自己这辈子的栖居之地，可以预料也是自己的子孙们身家性命的托付之地，他们流下滚滚汗水，抛洒殷殷心血，辛劳地建设这块土地，努力地改变这块土地。他们的眼界并不宽广，身上多的是与国情相适应的本分，从容，还有那么一点“阿Q精神”，即善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们很少拿中国去和西方国家比谁更进步，大约在他们看来对于有着五千年悠长历史、有饱经忧患的祖国，评价其进步的尺子的长
倘若说，上个世纪国破家亡，兵荒马乱，本世纪却享有政局一统，长久和平，这就是进步。
倘若说前40年天下饥馑，路有饿殍，有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40年后亿万农民却得从农业上转岗，城里人则流行起“富贵病”，如急着过冬的鼹鼠一般纷纷在寻野菜、杂粮，这就是跨越。
倘若说前30年还在举国搞全民大内斗，几乎人人都是批判家，30年后却举国开放大建设，男女老幼都在经济大潮里扑腾；还有前30年，你向一个小小的科长提意见，就有可能被扣上一顶右派的帽子，叫你此后20多年里生不如死，30年后你就是检举了一个厅长，甚至省长，只要自己行为端正，对方也拿你无可奈何，若要打击报复，你亦可拂袖而去，“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些就更是飞越了！
因此，没有谁比普通平民更能感受时下社会剧烈转型过程中的种种困惑与矛盾、沉重与艰难的了；也没有谁比普通平民顾盼回头时，更能察觉这个社会看似危机四伏，“山穷水尽”，却又总是犹如神助，“柳暗花明”。
他们从不用西方的“民主”、“人权”概念来苛求这个国家。也不懂得用“新左派”或“自由派”等词汇来标榜自己。如果要说他们是什么的话，他们中的多数人不过混了个“温饱派”，至今都是“打工一族”。
他们虽然也有沮丧，有时牢骚还挺大，但他们的要求归纳起来不过只有一点，即希望这个国家的变化能稍稍快一点，比如“社保”、“医保”，最好在自己的余生就能赶上，他们这辈子被耽误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还盼着变化能普遍一点，比如乡下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内陆的孩子和北京、上海的孩子，不能喝汤的总是喝汤，吃肉的总是吃肉……
可以说，对于亿万普通的中国人，如同他们的希望很现实，他们的爱国也很朴素，肯定与提不提倡爱国主义，是否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关系不大。
尽管如此，或许因为爱国主义被注入了太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成为了政治上的一个标杆，爱国主义的宣传与教育在中国一直常抓不懈。一旦国际上发生什么与中国有关的风吹草动，便成了某些“爱国者”们化蛹为蝶、蚌病成珠的好时机。他们在将自己的一头秀发经爱国激情贲张为一簇簇奋勇的怒火时，总将持不同看法者往死里上纲上线。
香港“凤凰卫视”著名时事评论员吕思宁在2003年11月4日的《时事开讲》栏目中说：
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强烈地感觉到一种现象，就是中日关系在民间很难冷静讨论。主张理性处理中日关系的言论，往往被民粹主义的热情所淹没，甚至为此常常出现人身攻击和漫骂，这些都是一个文化优秀的国家公民所应有的道德水平吗？中国最厉害的一个词就是“汉奸”，而这个“汉奸”直接就和中日关系相联系的。事实上，我们包括凤凰卫视的几位评论员，不管是在讨论任何问题上，只要谈论到对日的关系，都有人被骂“汉奸”的。但是，今天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我觉得在中日关系上这是一个很长远的问题，如果现在不把大家的理性的东西都调动出来，将来对中国并没有好处。
按理说，与普通的中国人比起来，不那么普通的中国人层次更高，见识更广，走出国门的日子不是隔三岔五，就是三年五载总有几回。为国家做脸为民族争光的机会多多，有能力如周恩来生前一直带着一块上海牌手表一样，多用国货，少用、拒用外国货，为发展壮大我国民族品牌添砖加瓦的机会亦多多。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应该更强烈，更自觉，并成为时代之先声，人民之楷模。现实的情况却是，他们中不少人的所作所为，让老百姓失望，甚至让外国人吃惊。
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事实在中国汽车行业。
有专家认为，如同上世纪90年代，中国民族品牌家电产品的崛起是当时中国国力跨上一个新台阶的标志，现在能否用自己研发的民族品牌轿车和中国芯的崛起，将是中国国力能否再上一个台阶的标志。日本和韩国就是靠着民族品牌交通产品的崛起而使自己上升到发达国家的行列，如前者的丰田、日产、本田，后者的大宇、现代……
“恐日症”，“恐韩症”（4）
在那场亚洲杯的决赛中，很多中国人说日本队取胜是靠裁判的“上帝之手”，不公平地赢了比赛。但始终看过日本队比赛的观众，都明白日本队在本次亚洲杯各场比赛中遭到的“黑哨”，远远多于中国队。特别是日本对巴林一战，上半场中，双方队员不过是身体很轻微接触一下，新加坡裁判居然判日本队员红牌出场，使日本队面临10个人打对方11个人的被动局面。 这时日本电视的足球解说员说：“居然有这样的事发生！不过没关系，日本队10个人打对方11个人照样能赢，这才是真正显示日本队的实力。”
巴林队在比赛结束前5分钟进球，比分为3∶2，观众都认为这次日本队肯定完了，日本队却阵形不乱，仍然寻找机会，终于在比赛结束前1分钟把比分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