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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介入这场争论中去。一是学识有限，二是我总怀疑其中逡巡着某些利益集团的影子，而一有利益集团混迹其中，很多事情便说不清楚道不明白。根据自己肤浅的理性与一般的观察，我想说的只是两个问题：
要爱国，上网去（4）
一、中日两国是否真的在走向战争前夜？
二、在相当多的国人看似牢记民族耻辱、溢满浓重悲情的反日仇日情结中，那份悲情是否只是一种伪悲情？
政治家与政客（1）
在日本，虽然右翼势力总在坚壁清野，消赃灭迹，然后戴上洁白的手套，去靖国神社门口吹吹打打，但是反对战争，告诫战争会给世人造成深重灾难的教育和声音要比右翼强大的多，也深入人心的多。
战后广泛的和平主义运动席卷了列岛上下，尽管许多人私下里以“无罚化”的剃须刀，尽可能地削去良知上冒出的任何一点不安，此后再出得门去，有了一张“受害者”苦海无边的脸，但在向往和平上，他们坚决的面孔决不是赝品。
理性地对待过去，不要让战争悲剧重演的日本人占绝大多数，这是不容置疑的。
在冲绳有一个和平祈念公园，公园祭祀的不仅有在“二战”中阵亡的日本人，还有美国人、中国人和韩国人。在冲绳召开西方7国首脑会议时，克林顿曾在此发表了重要演讲。在广岛也有一个和平公园及和平纪念馆，四季常青的树木、喷泉与座椅、曲径间，有不少以和平为主题的大大小小的雕塑、小品。其中，有以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名义送的一件雕塑——一个侧头的长发少女，正凝望着肩头上伫立的一只鸽子……
即使是在靖国神社，还有遍布列岛的祭祀阵亡者魂灵的52个护国神社里，我曾与几位阵亡者家属交谈，他们说这些阵亡者出征前相约在神社重逢，神社是后者在天之灵相会的地方。作为亲人追悼他们，是出于一种血缘的朴素情感，绝不是在怀念、更不是要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相反，在祭祀先人的同时，亲人们都在心里祈愿世界和平，日本永不再战……
日本现在的年轻一代，也早不是战前那一大批出身贫寒、虾米紫泥般翻滚于经济危机的黑色浪涌中的少壮派军人。日本到处有樱花，也随处可见层林尽染的红叶。如果说少壮派军人看重的是因落花而起的知死之道，现在的年轻一代喜欢的则是“枫叶红于二月花”的生机勃勃之感。
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社会长期稳定，没有发生过大的动荡。许多年轻人从中学时想的是什么时候有第一次“性体验”，上了大学就琢磨怎么多打点工存点钱，假期去海外旅游。毕业了就想着进个固若金汤的大公司，把此生也“牢固”了。在日本好几个城市，我都看到有自卫队征募军官的广告，虽然从街头贴到巷角，从车站贴到加油站，观看者却始终寥若晨星。再看东京银座新宿那灯火如海的夜晚，天上人间，几乎应有尽有，一对对衣着光鲜的青年男女互相依偎，沉浸在舒适的现代化生活之中，早就斗志丧尽了。这代日本青年确实对历史无知，也不像时下的中国“愤青”们有着那么澎湃的爱国激情，若真要打起仗来，十有八九，他们决不会是中国“愤青”们的对手。
现在日本青年的世界形象是：时尚，潮流，创意，有趣。而且，随着日本游戏软件、漫画的大量出口，《机器猫》、《樱桃小丸子》等日剧的热播，酒井法子、木村拓哉、织田裕二这些名字迅速窜红为男男女女的偶像，“哈日”在许多国家已成为区别新一代与次新代、“小资”与“非小资”的标志。
再一个例子，是多年来在闹得在中国很有影响的“修改教科书事件”。
日本的教科书制度与中国不同。日本的教科书不是由国家编辑统一内容、并由官方出版的，而是由各个私营出版社自行编辑出版，经文部科学省审查批准后，私立学校可以选择任意一种教科书，公立学校采用何种教科书则需地方教育委员会决定。2001年以来，出版、修订了所谓《新历史教科书》的是一个叫扶桑社的出版社，现在在全日本中学生当中，用其作为教材的，不到百分之一，远不是全日本的所有学生都在使用。
《新历史教科书》的“代表执笔者”，是宣扬“南京大屠杀是中国方面捏造出来”的右翼学者西尾千二，另有20多名右翼学者为之撰稿。这些人主张彻底批判日本现有历史教科书中不必要的“自虐史观”，全部删除“影响日本国家和民族声誉、影响下一代对上辈人看法”的历史事件，要编撰出能够彻底消除“东京审判史观”和“社会主义幻想史观”的教科书。为此，该书极力歪曲和隐瞒历史真相，大肆美化侵略战争，纸页中泛出陈腐的军国主义气息。
该教科书于2000年4月递交给日本文部省审定，由于史实错误太多，实在看不下去，文部省指出其中137处错误，令其修改。“编撰会”在修改之后，仍然留有不少严重错误，却在次年4月获文部省通过。2004年4月，《新历史教科书》又一次修改送审，文部省要求对124处再修改，这些修改均属边边角角，书中美化侵略、篡改历史的原则性错误仍比比皆是。然而，文部省置韩国朝野的强烈抗议和中国政府的严正交涉于不顾，仍于今年4月通过了新版的《新历史教科书》。
目前在日本，可供初中学生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共有8个版本。东京都教委偏偏选中《新历史教科书》给白鸥中学使用，这与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有关。此人是一个著名的右翼分子，东京都教委两个最重要的职务——委员长清水司和教育长横山洋吉都是石原的亲信，同时也是《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狂热支持者。投票通过白鸥中学使用该教科书的东京都教委的其他成员，也均是由石原指定，其他人只提参考意见。显然，石原企图以白鸥中学为突破口，为日后在东京的所有普通中学采用《新历史教科书》创造条件。
政治家与政客（2）
东京都教委采用右翼历史教科书一事，遭到了日本广大爱好和平人士的强烈反对。由76个日本民间团体和教职员工会组成的“阻止采用编撰会主编教科书东京网络联盟”通过集会、演讲、游行、征集签名和举行记者招待会等方式，呼吁人们站出来阻止使用这部教科书。2004年8月6日，该联盟向东京都教委递交了有2。9万人署名的请愿书，认为这是将下一代引向战争，坚决要求东京都教委撤消这一错误决定。此后几个月里，以日本前首相三木武夫的夫人三木睦子为召集人，由白鸥历届高中毕业生组成的“白鸥有志者之会”也不断举行请愿、散发传单、征集签名等各种活动，抗议东京都教委强迫母校使用歪曲历史的教科书。
就在新版《新历史教科书》获文部省批准的4月5日下午，又有日本“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世纪”、“战争与对女性暴力”日本网络、日中韩三国通用历史教材委员会、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正视历史事实之会、“和平之舟”等16个民间团体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抗议日本政府这一不思悔改且变本加厉的错误行径。
不仅仅是抗议，日本民间还有人站出来，以理性、良知与血凝固的事实，与篡改者进行笔与笔的角逐。
2000年3月，为了专注于纠正日本修改教科书的问题，59岁的表义文从日本新兴出版社启林馆提前退休，专职担任日本市民团体“儿童和教科书全国网络21世纪”事务局长，奔走于中韩日三国之间。表义文和荒井信一教授在应对日本教科书歪曲历史等问题的过程中，深感要修正日本对历史的歪曲，巩固亚洲的和平，仅仅对右翼进行批判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作出忠于事实的“正史”。由此，2002年在南京召开的首届“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论坛”上，两人提出了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编写一部统一的历史教材的建议，三国学者对这一建议热烈响应，会上即达成共同编写东亚三国近代历史的决议。
关于编写过程的艰辛，黑龙江社科院的王希亮先生对记者作过这样的描述——
“从编写历史开始，我们就得三国来回跑。2002年，我在这上边花了8000块钱；去年花了一万，全都是自费的。其实三国的学者都没什么钱，我们是住最便宜的旅馆，吃最便宜的饭菜，干最难干的事。在日本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