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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里凄厉的玩具；后者则成了奴工，党卫军警告他们：没有人可以活着走出这里，没有人可以活过100天。实际上，据奥斯威辛的一个德国医生评估说，在奥斯威辛，奴工的寿命大概只有三个月。
在整个1942年，仅奥斯威辛就接受了来自欧洲各国的20万犹太人，其中七成人当即送往毒气室。所有人的钱财都要事先交出来，奥斯威辛的几十个营区里有一个叫加拿大的营区，专门负责对钱财进行包装，然后运回德国。前后运回德国约计6000万马克，相当于现在的2亿3千500万美元。此外，大量的钱财被党卫军成员私人偷窃或贪污，去奥斯威辛工作成了纳粹军人梦寐以求的差事，在这里既可以不上前线，无生命之忧，又能大捞一把钱财，花天酒地。曾来加拿大营区视察的希姆莱，看到了堆积如山、正分门别类整理的各国钱币：法郎、英镑、里拉、美元……他心里明白，对于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既是为着意识形态问题，也是为了德国的经济。
到了1944年8月，新德国一共有750万名奴役劳工，其中除了各个集中营里还“活在已知的痛苦中要比活在未知的痛苦中好”的50万犹太人外，还有170万是波兰人，200余万苏军战俘……
许多经济学家估计到1938年底，纳粹党的经济政策就要失败。但他们低估了这个党以铁的手腕控制经济的力量：冻结贷款，冻结价格，严格的外币管制……他们更没有料到的是，德国会如此大规模、惨绝地利用奴工；还有德国人民会如此地支持这个制度，结果纳粹德国的命运拖得远比他们想的都要久。
即使临近战争结束，人民摆脱蒙蔽、乃至反戈一击的人也少有出现。
相反的情况倒是，虽然纳粹党不断鼓吹雅利安民族血统最为高贵、优越，但到了战争后期，兵员大量伤亡，入不敷出，有40万欧洲其他种族的人加入了德国陆军。在党卫军内，早在1941年8月便组建了四个异族军团，他们是丹麦人，荷兰人、挪威人和比利时的佛莱芒人。此外，德国还建立了一支具有民兵性质、600余万人的国防守卫队，大多是因年纪太老或太小不能加入正规部队的德国人，他们称自己是“防卫共产主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希特勒始终为人民对自己的拥载而痴醉，以至于临死前，他仍深深地坚信：他就是德国，他就是德国人民。
在柏林总理府后花园地下避弹室的最后日子里，他对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说道：
当我死了，国家社会主义衰亡以后，德国人民不可能生存。
希特勒的预言显然错了。
德国人民不但在“二战”的腥风血雨中活了下来，而且没有了希特勒的德国——蓝天气爽，绿荫如盖，蓬勃而又宁静，今天不但在欧洲，也在世界，都是一个有着强大经济实力、向往和平并受着国际社会广泛尊敬的国家。
但在六十年前的那场战争浩劫里，希特勒所代表的纳粹思想与纳粹势力，决非空穴来风，与德国人民、部分欧洲人民之间，也远不是油水相隔，冰炭难容。大量事实充分证明，法西斯体制，决不可能仅仅由几个狂热的政治骗子用几乎能把麦克风也说得弯腰的咀皮功夫，和几把冷凛如天狼星的刺刀，就可以建立和维持的。
这个体制一定是个共犯结构。
诚如西方研究法西斯运动的著名学者威尔海姆·赖希所说：
（法西斯）的每一个成功事例，根子上一定有一个群众心理的问题。某种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握的东西，正在群众中继续存在，正是“这种东西”使群众的思维和行动违背了自己生死攸关的利益，这个问题是根本性的，因为如果群众不持这种态度，政治反动势力也就无能为力了。正是群众自愿地吸收了这些观念——我们称之为专制者的“群众心理土壤”才形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力量。（赖希 著 张峰译 《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 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三版）
德国人民（6）
倘若说，作为法西斯德国这个共犯结构的重要部分——德国人民，在希特勒刚刚在慕尼黑的啤酒馆粉墨登台，他们曾抱着不屑的态度；当一脸暴肉的隆姆的褐衫队在街头上棍棒交加，血肉飞舞，他们中有不少人视为这只是希特勒的后花园里不小心放出来的一条恶犬；甚至在纳粹党已开始在德国境内实行“水晶之夜”之时，尽管没有人公开站出来抵制，他们中却一定会有人在心里怀疑，乃至如前文中那名在波兰的德军士兵一样，对此后再做一个德国人感到耻辱……
也就是说，德国人民在逐渐靠拢这个共犯结构时，起始时期，在某种程度和某个面积上，曾有一个冷眼与彷徨的阶段。从“一战”后，一直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荒芜与苍凉中艰难跋涉的他们，是在希特勒“新德意志帝国”的成吨的大辞浮语、现实生活渐有改善且获益良多的驱动下，才目光为之蓬然一热，异火升腾，心里却一层层地泻下冷漠、决绝的水泥，从而成片地充当起这个共犯结构广阔而又结实的基础。
日本人民（1）
我们将可以看到，军国主义的日本，同样是个共犯结构。
但在日本，天皇决不是刚刚沐猴而冠的希特勒，千百年来他就是日照大神在日本列岛的最高象征；而且，日本也从来没有一个如奥匈帝国那样狂飙突进的强大历史，相反，躁动不息的总是“岛国焦灼”，以及积淀在文化血脉里的扩张意识。
在日本近代以来留下的大量的浪人诗词里，十有八九，皆为此类“言志”之作——
雄心空屈书窗里，枉拔宝刀试击撞。何时鞭起铁蹄马，踏破坚冰鸭绿江。
东海英雄姓是源，铁鞭曾指大昆仑。谁知万里平沙草，已被神州雨露恩。
苦节十年并合谋，尝将长策压时流。黑龙结社剩余锐，剑气秋高冲斗牛……
最后一首诗是赞颂内田良平的，此人是曾遍布日本民间的黑龙会的首脑人物。他与另一个玄洋社的头目头山满，被称为“全国志士的总帅”。
于是，1895年日本因甲午战争中大胜了中国、朝鲜之际而出现的空前拥载战争并激奋的民族团结景象——当时，连乡村的小学生们每日里也唱起这样的歌谣去上课：“支那佬，拖辫子，打败仗，逃跑了，躲进山里不敢出来”……在二十世纪30年代，又得以在对外侵略中再次出现：
日本人民像飞蛾扑火，打一开始，便毫不犹豫地扑向了这个共犯结构！
几乎所有十几岁的男孩子们都盼望着参加军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实现了这个愿望。
在1941年，除了大学生外，所有年龄为20岁的男子都受到了征召。志愿参军的年龄开始为17岁，后来降低到15岁。
此后几年里，会有一张来自陆军省的红色明信片提醒每一个男性国民，他“拥有参加陆军为天皇陛下效忠的光荣使命”。1943年10月，有13万名年满20岁或以上的大学生收到了明信片。他们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在报到、体检与安排好需交代的事务之后，他们都会去祭奠祖先的坟墓。这是为了提醒他们，一旦走向了战场，他们就可能永远不能回到家乡。
这一年的年底，因为参军者的踊跃，日本军队的数量扩张到了380万人，比起上一年多出了整整100万。
出发之前，家人与亲友们都会聚在一起，开一个具有壮行意味的“社行会”，鼓励从军者为国家多立战功。一位名叫相川孝昭的中学老师，在许多次这样的“社行会”里送走了自己的学生，他日后回忆道：在会上，“谁都不允许说一句悲伤或者同情的话，我们只是说：‘恭喜！’新兵会被请喝下一杯非常珍贵的酒，吃一块特殊的鱼——或者任何能够找到的美味。”
相川孝昭还记得在一个送他最喜欢的学生的“社行会”上，什么食品都没有，除了他从自己家里拿来的一小袋干豆子，这是包括他三个饥肠辘辘的孩子的一家人一天的口粮。当钟敲五点时，那个学生站起来，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对着老师说：“好了，我必须走了，非常感谢您在过去几年中对我的教导。现在我已做好了必死的准备。”
官方不时组织隆重的欢送仪式，用以激励更多的后来者——
1943年10月21日，上万名从本州的大学和学院应征入伍的学生聚集在东京明治体育场，参加“二战”中日本规模最大的一次送行会。时任首相并兼任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等一班阁员都出现在检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