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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东京专门学校起，120年来，它的学术风气就是以“在野”精神著称，或者说，就是“决不与权力者合作”。即使在今天，日本社会早已经告别了风起云涌的政治斗争的时代，进入了高度发达的商业化洪流之中，但有时候，依然能在校园里看到发表演说的师生们。他们给人的感觉可能会是“为反对而反对”，或是表现得“巧妇难做无米之炊”——
2003年秋天，小泉首相访问平壤，朝鲜首次承认曾经绑架了日本人，金正日为此正式道歉。被绑架者的家属顿时成了轰动列岛的新闻人物，其中几位也来到早稻田演讲。在会场外，仍然有一批早稻田人高举标语，喊着口号，反对小泉政府利用这一绑架事件制造反朝鲜的气氛……对朝鲜当局过去的行为，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持一边倒的批判态度，早稻田人依然执著于立校之本的“在野精神”。此举可能不一定对，但这一精神确是能在日本社会的和谐进步上起到某种重要的警示作用。
如果大学都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那大学何堪大学？
在日本，非亲属集团对于所属的个人一定是至高无上的。军队、学校不用说了，许多著名的公司都有自己的徽章标志，每个公司职员胸前都佩戴着它。甚至有的还出现在一些商品的商标中，如三菱、三井、索尼、松下等等。昔日武士在各自藩主徽章的鼓舞下战斗；今天的职员在各自公司、企业徽章的激励与约束下拼命工作。
不去想着摆脱这种徽章型人生的人，这正是日本人。
昔日没有“徽章”、即失去领主封禄的武士，被称为“浪人”，浪迹天涯的日子一定过得很凄苦。今天脱离了非亲属集团的“徽章”，许多日本人在心理上就会感到局促不安，言行失度。在这个“徽章化”的社会，徽章成为整个国家的旗帜，如果把它人格化，这首先便是天皇。天皇当然成为这个最大的非亲属集团的最高象征。
一位在洛杉矶西方学院研究中国历史兼中国商业史的华裔教授陈先生指出：“日本人的这种情况具有巨大的稳定性，这使他们能够与更大的实体合作，而这些中国人只是家庭观念。日本人非常关心公司或国家，不局限于血缘关系，但中国人只相信他们的家人。”尽管这些以家庭为中心的企业有时能发展成为几十亿美元的大企业——比如王永庆的台湾塑胶公司和包玉刚的船运公司，但大多数散居在海外的华人企业都是小型的、以家庭为中心的企业。例如，台湾的人口不到韩国的一半，但台湾拥有的公司差不多为韩国的3倍。（ 见 尚会鹏 著《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
日本人一旦归属某一团体就要全身心地投入。很少考虑中途“跳槽”。一些年轻人多次调换工作岗位的现象，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日本人有一个传统，不管他是一个普通工人、厨师、清洁工，还是高级白领，都要千万百计地不断改善自己的工作。
东京的垃圾工每天早上开始工作前都要擦亮他们的卡车。在每家百货店的电梯里，电梯小姐向每个顾客深深鞠躬，说“你好，请多关照”，并向每个人由衷地微笑。女售货员则对顾客说“谢谢，请多关照”，即使顾客只是走进来看看五光十色的橱窗。
最近几年，丰田汽车公司的4。8万名雇员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出了100多万条正式提案，平均每个雇员27条。管理层采纳了许多提案，节省了数千万美元。现在丰田送给来宾的纪念品是一把镇纸尺，尺上有一辆丰田早期产品的车模，透明的尺上还印着一句已深入公司员工心坎的格言：“Good thinkings good products ”。
亲属集团与非亲属集团（6）
1972年10月9日，在一次偷袭行动的归程中，小冢身中两枪，其中一枪穿越心脏，当场毙命。
1974年2月20日，小野田在山里遇到日本探险家铃木纪夫。后者苦口婆心，介绍当今天下大势变矣，祖国早已在失败的废墟上骄傲地站起来，小野田仍无动于衷，坚持要铃木转告有关方面，如果没有他的顶头上司亲自撤消30年前向他发出的命令，他作为皇军的一名军官将继续作战。
幸好谷口义美还活着，3月9日，鸡皮鹤发的老人被千辛万苦地搬来岛上。两天之后，小野田越过整个山头，一具野人般来到指定的地点，却持枪立正，向长官致以最标准的敬礼。已干瘦得像冬日里一棵树的前少佐宣读了解除作战任务的命令，对于小野田的一场长达30年的战争终于结束。随即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赦免了他的罪行，准他归国。
小野田终于回到了现代的世界，面对社会的巨大变迁，他像个乡下孩子似地莫名惊诧，尤其无法理解日本宪法怎么会对自卫队的军事规模与行动有着那么多的限制。但年迈的他常被邀去参加右翼退伍军人的各种活动，所到之处，都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当旧日悠扬的日本军歌响起时，他会不自禁地流下眼泪……
日本人的鞠躬在许多中国人眼里，可能被看成一种形式。
日本人的鞠躬，无论是在次数上，还是力度上，都是能进入基斯尼纪录的。日本杂志《现代》曾经做过一次统计，即日本人成年后每天要鞠躬的次数。统计表明，东京本厅神社的神道士每天平均鞠躬150次；新干线检票员平均2132次，他每检一次票都要鞠一次躬；银座百货店的电梯女郎鞠躬次数最多，每天总共2560次，她们必须向每个进出电梯的人行90度鞠躬礼。鞠躬对百货业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致许多商店买来机器人教店员如何行标准的鞠躬。
《现代》还发现，妇女比男子通常多鞠躬35％；熟人之间在彼此相距约20米的地方就开始鞠躬了。地位低者碰见地位高者，辈分小的碰见辈分大的，通常比对方鞠躬次数多，而且鞠躬角度深，时间也长。日本人有一个词形容叫“磕头战”，即辈分小的低下头，眼睛盯着地板，很难看清对方，如果对方不告诉他（她）什么时候可以起来，他（她）很可能将她自己的鞠躬延长至5到10分钟。
其实，日本人在非亲属集团内部的鞠躬，并非形式——正如日本文化看起来非常注重形式，插花、茶道、剑道、书道无不如此，就连武士道的切腹也讲究先从哪个部位下刀，但这些形式无不在传递着它们的本质内容。鞠躬到多大程度，多少时间，或者讲话用不用敬语……无不在显示此人在集团内部所处的位置，他（她）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他（她）应服从谁和谁应服从他（她），每个人都十分清楚。这种等级关系使日本人的集团具有潜在的类似军事组织的特性。
尚会鹏先生一语中的：“准军事组织式的等级结构、个人的服从献身精神会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整个日本就是一个大的家元式的组织，天皇是具有最高权威的‘师傅’，一亿人效忠天皇，为天皇而战，干出了惨绝人寰的侵略行径。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的狂热、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奥姆真理教事件、日本媒体经常披露的因不堪学校中的欺弱而弃学乃至自杀现象、日本式集团的活力和效率以及在此基础上创造的经济奇迹等，这些表面上看互不联系的事情，均可在日本社会和文化的“深层结构”上得到统一的解释。”（见《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
对于日本人视为最高生命价值所系的非亲属集团，各国学者历来有不同看法。
在西方世界，在明治时代后不久，日本宪法的制订者伊藤博文等人访问英国时，就日本社会的现代化问题征询大哲学家斯宾塞的意见。斯宾塞认为，在日本传统社会结构中有对民族幸福无比有利的基础，务必加以精心保存和培育。对“长上”（长辈、上司）的传统义务，尤其是对天皇的传统义务，是日本的一大特色。日本能够在其“长上”的领导下踏实地向前迈进，而且，还可以使日本避免那些在盛行个人主义的国家里不可避免的困难。
明治时代的大政治家们对于斯宾塞的这个回答非常满意。
到了上世纪90年代，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则多数持批评态度。
具有代表性的意见是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多尔所著的《股票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英美模式VS日德模式》一书（李岩 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