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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年见过周恩来的日本人回忆和有关资料介绍，周恩来那时并不是天天上学，他花了大量时间在宿舍看书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他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些有关介绍，便以极大热情关注俄国革命的发展。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界利彦创办的《新社会》杂志等，尤其是河上肇的著作如《贫乏物语》和由他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他在一首诗说：“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他旷课的时候更多了，他是留日学生一些游行集会的组织者和领导人，有时得外出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
1919年春天，周恩来离开日本回国。在回国前写给友人的信中，有“家国恨，天下事，不堪一提！极目神州，怆怀已达极点！”“苦吾民矣，为之奈何！”等语。回到中国，他随即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此后他对于中国革命和这个处于巨变的国家所起的作用，可以借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写在周恩来离世五年时后的两段话——
一位在台湾的国民党官员甚至对我这样说：“在内战时期，只要有周恩来一个人在我们这一边，那今天在台湾流亡的，可能就是毛泽东了；安居于北京的可能是我们。”这官员的话语，是否夸大姑且不论，但他有一点说得很对：过去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估价过高了。毛泽东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征服中国，统治中国。假如没有周恩来，他是否能取得这样的成功，那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应该记住一点是，并不是由于有毛泽东一个人，而是由于有他和周恩来的合作，才使他们赢得了中国。
历史的吊诡（6）
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想让人上天堂，你就叫他去日本；如果想叫人入地狱，你就让他去日本。
在我见到的一份百年百名汉奸名录上，其中许多人都在这个列岛的清光樱雨下度过了青春岁月。
他们中有在北洋政府里任内阁成员、在五四运动中被学生们一致要求惩办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三人；有日军侵华时汪伪政权的头面人物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陈壁君等人；有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三巨头之一、出任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教育总长的汤尔和； 有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有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殷汝耕，以及号称汪精卫〃文胆〃、曾任伪中央宣传部政务次长、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华日报》总主笔的胡兰成 ……
当年日本政府以提供留学经费为诱饵，所抛出的一条长线，终于钓到了这批大鱼。他们肯定不是小鱼，是因为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为日本谋得了巨大利益，同时，又无不给当时各地的人民带来深重的耻辱与痛苦。倘若说，日本是二十世纪上半叶闯进中国的一条穷凶极恶的海盗船，他们便是这条船上的桨和橹！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学习过英国、法国，学习过苏联，有两段时间可能私下里还打算学习南斯拉夫和新加坡。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无须置疑，没有口号却实在学得最多的是美国——连远在天边的高原上的拉萨，离布达拉宫不过一箭之遥的街区， 都开出了“麦当劳”、“肯德基”。开业不久的一家“星巴克”里飘出浓郁、纯正的咖啡香气，红男绿女们的笑谈声，与不远处寺庙内的转经声、香火气，奇妙地、恍如梦幻一样地交织一起……
还有一个最有效的标志，即“春江水暖鸭先知”，看那些大小官员们，纷纷将子女送往哪个国家，祈望在哪国定居，不管他们嘴上说得如何花团锦簇，这个国家肯定在他们心目里心仪久之。儿女若未去成，或是本人不能以那个国家为可进可退的“根据地”，他们肯定一辈子心里不踏实。
当然，二十世纪末的“向美国学习”，与这个世纪50年代的“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有很大不同。当初向苏联学习时，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到军衔制、院系调整，乃至民间的穿布拉吉、跳交际舞、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可谓是全心全意，彻底地一边倒。后来的向美国学习，只是半热半冷，半明半暗，多少有〃师夷之技以制夷〃之意，不少中国人喜欢的是美国的物质世界和它的科技力量，对美国的社会制度，所谓民主选举、言论自由一套，却不以为然，并深怀警惕。
现在来看，学习西欧，中国总体上迄今还没有完成工业革命；学习苏联，这个曾经武装到牙齿的庞大的红色帝国，自己也一朝红旗落地，分崩离析；学习美国，发现距离太大，国情差得太远。
这一百多年来，学得最广泛、最扎实的，恰恰还是中国人的冤家——日本，这也依然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很多中国人可能不愿意承认，但不管承认不承认，这确是事实——如同日本在中国大地上造下的罪孽罄竹难书，这个民族教给中国人的东西也恒河沙数。
而且，好事、坏事之间，有时换个角度去看亦是可以转换的，毛泽东就深谙此道，1961年1月24日，他在和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的谈话中说起——
日本的南乡三郎（胡注：1955年任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这一年曾两次访问中国。）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毛泽东外交文选》1994年版）
可以这样说，倘若没有近代以来的日本，就没有近现代的中国。
第四章 相异性
亲属集团与非亲属集团（1）
从日本全面地以中国为师的“唐风时代”，即公元七世纪中叶后算起，到中国变先生为学生，颇为恭谨地以日本为师的公元十九世纪末期，已有一千二百年。
这中间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两国文化交流陷于停顿，但直到明治维新前，两国的发展水平差距并不大，两国都落后于西方，日本还落后中国一点，这即是说，中国和日本近代化运动的起跑线可谓相差无几，两国都是在被动挨打的情况下开始了奋起自强的近代化运动。
此后，两国发展水平差距突然一下拉大，尤其是当今，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最发达国家之一，真是“脱亚入欧”了，与美国比肩可翘楚于西方；而中国一百多年来一直在世界上最落后国家的圈子里彷徨，大抵到了改革开放后这二十几年，举国上下一心一意抓发展，经济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也只够资格进入发展中国家的行列。这一很难不令日本人洋洋得意、却让中国人脸上作蜡的现象，仿佛都是在两国间与西方世界发生了相撞、交汇后所走过的不同路径引起的，而在此前，仅仅只有中日两国间穿越不过几百英里太平洋的交流。
这一现象，已经让许多学者注意并厘清两国各自近代化路径中的百般景象与种种不同，却也容易让他们忽略打下这近代化路径的桩基还是文化。
文化是千年的不死鸟，文化是天地间的一盏长明灯。即使是被强大而又锋利的西方世界之刃划成了几段，文化也会如一条硕大的蚯蚓，在东方这块古老、奇特的土壤里修复如初。如果用学术化的语言表述，那就是一种文化在受到外来的某种强势文化挤压下，前者的一部分必会随着后者的物质文化一起变化，乃至几乎全盘接受后者的意识形态；但前者的另一部分，很有可能仍然停留在受挤压前的状态之中，即仍然以千百年来民族自己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行为方式来应对一个外部的世界。
我想，在很重要的成分上，不但近代化路径中所表现出的两国间一眼能察的相异性，是由文化决定的，而且，至今难为人们洞幽并提出的两个民族间所表现出的趋同性，亦是由文化决定的。
这一章先说说相异性。
据学者们考证，中国有近13亿人口，常用的姓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