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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话：相当于北京话栽面）的表现，以后不好在红州地面上混下去，如果封老大摔不过梅琦，那就更是“掉底子”。
封老大是何等样人，这种叫板的事他见得多。
六四年他下放到白马寺公社就跟一些知青在沙滩上练摔跤，别人练摔跤是为了好玩，他练摔跤则是为了强身和防身。他认为把他们这些成分不好的人下放农村是一种社会歧视，心理不平衡，由此形成了攻击性性格。为了不受别人的欺负，不但要有强健的体魄，还要有防身的本领，因此他选择了举重、拳击和摔跤。
由于条件有限他首先练的是举石担，练到后来二百斤的石担他能毫不费力地举起来。除了臂力以外他的腰腹和腿部力量也特别好，俗话叫“桩子稳”，人又很灵活，再加上一些摔跤的技巧，所以鲜有败绩。
封老大这种具有很强的攻击性性格的人绝不会做缩头乌龟，当下双方就约好到江边沙滩上比摔跤。当时还是传统规矩：一对一，旁人不得帮忙，不像现在的街头混混们十几个人打一个。
那天沙滩上聚集了几百人，有本地的青年也有武汉知青，
铁戈、姜军、辛建、柳六一和章子野都去观战。
双方定好规则是三打两胜，开始两人各胜一盘。
第三盘，双方都感觉到对手实力不凡。只见两人相互盯着对方的眼睛，围着一个看不见的圆圈打转转，谁也不敢轻易出手。武汉知青在一旁起哄，红州的年轻人也在呐喊助威。突然封老大几个虎步冲到梅琦面前，双手抓住他胸部的达拉（跤衣）往后便倒，蜷起身体双脚回收，然后用力蹬在梅琦的腹部上，只见梅琦整个人飞过封老大的头顶，仰面朝天摔在沙滩上。封老大并不松手，就势一个横滚，用身体压住梅琦的左手，右胳膊肘封住他的喉咙，左手抓住他的右手死死的摁在地上，这一招叫“兔子双蹬腿”。
梅琦很大度地认输，并邀请封老大等人到餐馆喝酒。输方请客叫做“付台子”，这也是那时的规矩。
酒席上封老大发现梅琦谈吐不俗，原来他是“武汉中学红联”的红卫兵，也是个老资格的造反派。喝着喝着众人的共同语言更多了，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俗话说“英雄惜英雄，惺惺惜惺惺”，于是梅琦就和封老大、姜军、铁戈、辛建成了极好的朋友。
此后梅琦便成了辛建家的常客，经常和姜军、铁戈等人云山雾罩的胡吹神侃。
四月的一天梅琦又到辛建家聊天。这天他一反常态没有穿哈弗衣，而是穿了一套五五式军装。
铁戈发现他军装的衣领处鼓鼓的，便好奇地问道：“梅琦，你那个衣领子怎么鼓起来了？”
梅琦解开衣领的第一颗扣子，露出一个花花绿绿的疙瘩。
这东西大家都没见过，不知是什么玩意儿。
梅琦一笑说：“这叫领带，冇见过吧？”说完解下领带给大家看，梅琦今天是有意臭显摆一下。
众人对这突然出现的新奇事物为之一怔，片刻后这才大笑道：“见过，在电影里见过穿西服才打领带，外国小说经常有西装革履绅士派头这样的话，你怎么穿军装也系这东西？”
对于众人惊讶的表情他很得意，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梅琦笑道：“文化大革命哪个敢穿西服打领带？被别人看见了那还了得！”说罢脱下军装露出雪白的硬领衬衣，站起来在大家面前转了一个圈，不无得意地问道：“现在怎么样？是不是蛮玩味？”
辛建笑道：“脱了军装还蛮像那回事，但这脚上应该穿皮鞋，你怎么穿的是北京布鞋？还是有点美中不足。”
铁戈却说：“这不就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吗？劳动人民怎么可能打着领带干活？”铁戈还是太单纯了，他对事物的评判总离不开正统教育的影响。
姜军反驳道：“什么资产阶级的东西？这叫美！周总理、陈毅他们出访外国时还不是打过领带，难道那也是资产阶级？中央领导人能穿西服老百姓为什么不能穿？我看这领带并没有什么阶级属性，只不过我们国家不提倡而已。”
姜军拿过领带围在脖子上，像少先队员系红领巾那样打了一个结，惹得梅琦大笑不止：“错了错了，我来教你打领带。你这样一搞七像八不像，硬是个老少先队员。”
梅琦帮他打好领带，姜军走到穿衣镜前用辛建他妈妈不知放了多少年的发蜡涂在头发上，再向后梳成梅琦那样的大背头，左照右照，自顾欣赏着。
铁戈走过去一看，啧啧称赞道：“怪不得都说人靠衣裳马靠鞍，姜军把头发一梳领带一｛文｝打还真像那回事。你要是这样一打扮然｛人｝后去和沈倩谈朋友，保证能把沈倩｛书｝迷得神魂颠倒。我看这资产阶级｛屋｝的东西就是好，把人打扮得格外精神。”
姜军回到客厅里，整个人都有点飘飘然的味道。他拿出烟发了一圈，点着以后正襟危坐，目不旁骛。
铁戈看到他那副模样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姜军你就装吧，再怎么装也就是个学生，成不了总统，顶多是个赋闲在家的带引号的副司令。”
姜军不接铁戈的话茬，反而问梅琦：“破四旧时这些东西都扫光了，你从哪里搞来的？”
梅琦意味深长地一笑，说：“这东西是我老头的，破四旧时他把西服和领带都翻出来要烧掉，我骗他说让我去烧，就这样偷偷地留下来了。这领带是真丝的，是他到上海出差时买的，烧了岂不可惜？”
“那是，这么好的东西烧了当然可惜。”姜军说着一边仔细地端详，一边用手轻轻地抚摸那领带。
梅琦说：“我就搞不清楚怎么西服领带这些东西就是资产阶级的，难倒社会主义就不能穿西装吗？你叫美国总统穿中山装他也成不了共产党员。中央那么多领导梳的头都是西装头，如果要破四旧我看先要从他们破起，一律剃光头，全国人民也跟着剃……”
铁戈大笑着打断梅琦的话：“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大家想一想那该是个什么景象？全国山河一片灿烂辉煌啊！我们国家就不用建那么多发电厂，就凭这几亿光头晚上照明是不成问题的。你们说该少挖多少煤，节省多少电力？”
梅琦也笑道：“铁戈的联想力真是丰富得很，能把光头和电力联系到一起。哎，我在武汉时偷偷穿过我老头的西服再配上领带，对着镜子一照那才真叫玩味。穿惯了军装再换西装那个味就是不一样，我也晓得穿军装打领带不伦不类，但我就是要过一把打领带的瘾。人这一生不能像猪那样只顾吃不顾穿，连动物植物都晓得把自己搞得五颜六色的，我们中国人未必就不能把自己打扮漂亮些？要是满大街都是叫花子那样破破烂烂的形象，那才是有鬼。我就不相信社会主义喜欢破烂。这个社会真的疯了，全国人民都疯了，整个中国都疯了！”他叹了口气，大声唱道：“……鸟儿从此不许唱，花儿从此不许开。我不要这疯狂的世界，这疯狂的世界……我日他的姆妈，本来世界是多姿多彩的，现在搞得雀子不准唱，花也不准开，随么事都禁光了，任何东西都搞得绝对纯而又纯，那是不可能的。唉，这真是个疯狂的世界！”
对于梅琦的穿着打扮姜军等人没有刻意模仿，但是梅琦却把武汉知青流行的“局子话”和知青歌曲带到了这个沙龙，使铁戈如获至宝。这一群十五六岁的孩子对于外来文化都没有什么鉴别能力，只要是当时新奇的反传统的文化，他们统统都兼收并蓄。
铁戈本来就有唱歌的天赋，现在又遇到梅琦，很快就从他那里学到不少知青歌曲。比如当时在武汉知青中流传的《精神病患者》、《流浪人归来》、三十年代歌曲《疯狂的世界》、《秋水伊人》，五十年代的《异乡寒夜曲》以及根据这首歌的旋律填词而成的《七十五天》（这首歌在武汉则称作《怀念武汉》或《武汉之歌》）。
梅琦还喜欢故意拿腔拿调地唱一首用《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毛主席》改编的描写下放知青生活的歌曲：
“我们是乡里的土克西，
回到城里走亲戚。
背上糍粑和糯米，
怀里抱着一只老母鸡。
糍粑和糯米来得不容易，
老母鸡是自己喂的。
伢们嘞，伢们嘞，
糍粑和糯米来得不容易，
老母鸡是我们自己喂的，
自己喂的自己吃……”（湖北人把“吃”念成“七”）
列位看官，这些歌曲从表面上看并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但抒发的却都是对下放的不满情绪，流露出深深的哀怨和绝望的心态，因此和当时官方竭力提倡、推广的那种铿锵有力以进行曲节奏演唱的革命歌曲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