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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程云才才得以恢复原职，当程云才得知自己的“叛徒”问题得以解决是因为铁夫仗义执言，所以一直心存感激。
当铁夫对程云才说明来意以后，程云才马上找到搞政审的人说了这么一段话：“你们是代表组织上来搞政审的，这关系到一个人的前途问题，所以要慎重。所谓慎重一是要把好关，二是不要轻易否定一个人。政审主要是看本人的政治表现，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铁瑛是我看着长大的，从小就是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她父亲出身贫苦，是南下干部，工作积极，党性很强。现在我有一个问题搞不明白，是铁瑛的父亲对她的影响大，还是他哥哥对她的影响大？如果一个老革命父亲对她的影响还不如一个反革命哥哥的影响大，那我们这么多年的革命教育是不是太失败了？文革已成历史，而文革那些大搞诛连的陋习直到今天仍然还有市场，这样搞政审不是毁人前途吗？我们这个国家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坐在一旁的副局长武凤岭也说：“如果铁瑛有什么政治问题，我愿以党籍担保！”有了文教局一二把手这样强硬的话，铁瑛终于过了政审关，被武汉医学院录取。
九月初，铁夫和汪寿龄送铁瑛到武汉医学院报到，顺便来看铁戈，这次又是邵指导员带铁戈接见。
邵平听说铁夫是送女儿上大学的，高兴地说：“行啊，你们老铁家有福气，出了个女秀才，今天你可得请客。”
“就今天中午咱们下馆子好好喝一顿。”
“那好，不见不散。你们谈吧，我去转转。我啥时回来，接见啥时结束。”说罢邵平走了。
按规定家属接见犯人，旁边一定要有干部监视。邵平不相信铁夫会给铁戈带违禁品或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所以放心地走了，再说他在一旁监视也难免让自己觉得尴尬。
铁戈和爸爸、妈妈、铁瑛坐在台阶上说话，还是妈妈细心，她问道：“你怎么瘦成这样？在监狱里够不够吃？”
“妈，我们搞纺织的做的是女工的事，定量也是女工的定量，每天一斤一两，只比看守所多二两，怎么够吃？这里又不是养猪场，不可能把犯人养得白白胖胖的然后杀了卖肉。不过上夜班时有三两面条，上中班没有夜餐，我的朋友们晚上处理事故就偷偷给我多报一份夜餐，再加上家里给我送来的三合粉，勉强过得去。”
汪寿龄这次又带了一些三合粉、白糖、藕夹、花生米和卤牛肉：“饿了就吃点，别把身体搞垮了，我们在家里省一口，就够你吃的，这些东西不要跟别人打伙吃。”汪寿龄嘱咐道。
“那怎么可能？吃独食不是我的性格。我们这里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谁家送来好吃的东西一帮玩得好的都来共产。再说我刚来这里时那么多人都帮过我的忙，我能吃独食吗？越是在这种环境中越是要互相帮衬、关照。你不知道他们中间有些人家里有多困难。有一个叫刘武汉的人，他家就在武昌小东门，他爸是黄埔二期的国民党中将，跑到台湾去了。他妈妈一年只能来接见两次，眼睛都哭瞎了，每次来接见只能摸摸他。带点吃的就是一瓶蚕豆酱，刘武汉吃饭时还叫我尝尝，看了都叫人心酸。平常他很照顾我，总是偷偷的跟我报夜餐。在监狱里我们不谈谁是国民党的后代，谁是共产党的子弟，谈这些没有用，这里最讲现实。一句话，同是天涯沦落人，此地不用阶级分，我们是第三次国共合作，我能吃独食吗？妈，我是你儿子，儿子是什么样的人当妈的应该最清楚。”铁戈笑嘻嘻地说。
这时铁夫不耐烦地插话道：“你个老娘们家家的，见了孩子说点正经事。那些东西你让他拿进去造，造完拉倒。我跟你说铁戈，现在形势变好了，政策也变了。这次你妹妹考上了大学，政审关也过了，这可真得感谢邓小平恢复高考。对这件事你怎么看？”铁夫从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喜欢上政治课，现在又抓紧机会教育铁戈。
铁戈说：“文革中停办大学本来就是错误的，全世界哪个国家没有大学？后来恢复了理工大学，搞什么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结果这种所谓的推荐变成了明目张胆的走后门，大批有权势有门路的人把子女塞进大学。在社会主义国家受教育都必须有特权，寒门子弟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连封建王朝都知道唯才是举，全世界哪有这种扯淡的事？为什么批林批孔时三箭齐发中间还夹着批开后门？因为老百姓最痛恨的就是特权阶层。邓小平恢复高考，顺应民心，是为国为民办了件大好事。一个国家的政府就应该多想着为人民办点实事，不要搞那些口惠而实不至的假把戏。有很多官老爷嘴里叫着为人民服务，骨子里想的却是要人民为他自己服务，所以没人听他们虚伪的说教。对于恢复高考的事，我举双手赞成。我们犯人中间也在议论这个事，几乎全都说好。邓小平做的这件事在历史上肯定要大书一笔，这就叫顺应民心。中国人民会感谢他的，考上大学的人要感谢他，那些没有考上和以后准备考大学的人也会感谢他，这就是我的观点。”
“不错不错，你能这样看问题我很高兴。铁戈啊，只要政策变好了，往后的形势还要好，我们国家会一天比一天好，老百姓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这是铁戈第一次在接见时没有和父亲发生争执，父子俩都很愉快。
接着汪寿龄又说：“你妹妹考上武汉医学院，我放点钱在她那儿，以后你需要什么东西就写信让她办，那个叫刘武汉的你就多照顾点。我们从红州来不太方便，以后就由你妹妹来接见。”
铁戈问道：“钱呢？”
汪寿龄从钱包里拿出五十块钱，铁戈劈手夺过来说：“还不如放在我这里，想买什么我让外劳的犯人给我买，放铁瑛那里远水不解近渴。”
“监狱允不允许？”汪寿龄问。
“什么允不允许？老娘啊，你的思想怎么还这样僵化？我没有提审就把我给判了，法律允许吗？监狱里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越是不允许我就越是要反着来。我还要用这钱买烟，这就叫特事特办。手上有银洋，心里总不慌。”
说完又拉开父亲的手提包，把里面大半瓶酒和两包星火的烟揣进口袋里。
“我中午刚喝了三两，你就都拿去了？你他妈啥时学会喝酒了？”铁夫骂道。
“老爸，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你在自由世界里想买啥抬腿到商店里去买，我这里可是要托人买。拿你几两酒，招你一通骂，我也不跟你计较，我只要实惠。”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铁夫干脆把身上的一包半烟也给了他。
铁夫又说：“刚才说的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现在社会上盛传刘少奇要平反。如果刘少奇真的平反了，陶铸、彭真那些人也要跟着平反，文革期间大量的冤案就有可能全部要重新甄别。根据建国以来的政治运动的规律来看，每次运动结束后都有一个甄别过程，所以你要写申诉。”
“爸，如果我是个人案子，我肯定会写申诉。但这是一个集团案，我真的搞不清楚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写了什么文章。在武昌分配站时我听说他们把一些关于哲学、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学术文章，有的寄给《红旗》杂志，有的寄到《文汇报》，还有的寄给了《历史研究》杂志，现在所有的稿件都被公安局作为罪证收缴了。我当时在厂里，他们任何事我都没有参与，我怎么写得出来申诉？”
铁夫反驳道：“那不行！这个案子中的每一个人都要写申诉，这表明各人的态度。这个案子是硬性拼凑起来的，把每个人的事都往上凑就成了一个案子，所以涉及到各人的东西只有他自己能说清楚。你那个所谓的研究军事的问题，就必须在你的申诉中说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铁戈一听就笑了，说：“这个问题说起来很幼稚。七五年春节我和章子野到左子海家里闲聊，大家谈到毛主席曾问过许世友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许世友说那就打到北京去，进京勤王。我们就说我们也要研究孙子兵法，后来我叫柳六一抄了一份孙子兵法寄给我。但是因为没有注释，很多地方看不懂，浏览了一遍就没再看了。这本来是小孩过家家的事，公安局掐头去尾，硬把这说成是我们妄图进行反革命武装暴乱，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纯粹是瞎扯淡。我们当时也是一帮傻子，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与我有什么相干？成天就想着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