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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田田把篮子里的菜一一端上桌：有萝卜烧肉、大白菜炖豆腐、红烧鱼块、一大包带壳的炒花生。姜军从床下拿出两瓶橘子罐头和两瓶黄桃罐头让姜蜀剑打开，用碗倒上酒，又把罐头里的甜水给沈倩和何田田倒上。
姜军端起酒说：“沈哥，你是司令，你来剪彩。”
沈冲也不推辞：“封司令和姜军这次意外负伤非常光荣，你们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负伤的，以实际行动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对于‘红革军’的挑衅我们将会以牙还牙，此仇不报誓不为人！请大家举杯，让我们为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干杯！”
七只碗叮叮当当碰到一起，大家神情庄重地喝了一口。
姜军见铁戈辣得不行，赶紧给他夹了一大块红烧肉，说：“多吃菜，头会喝酒都这样，我也是跟沈哥学的。”
这是铁戈第一次喝白酒，辣得他张开嘴直往外哈气。
沈冲喝酒的样子很老道，看来有点历史了。
姜军则是极力忍住酒的辣味，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唯独封老大非常老练，他喝下一大口酒，拈起一粒花生，用力一捻，花生仁便破壳而出。用嘴一吹，那些花生仁上的红皮就纷纷扬扬地掉了下去。再顺势把花生仁扔进嘴里，然后津津有味地嚼起来，那神态真是悠然得很。
姜军笑道：“沈哥喝酒还真像那回事。”
沈冲说：“我爸是河北保定人，原来在部队上就会喝酒。五七年反右被批判，说他同情右派斗争不力，后来内定右派限制使用，从那时起他就经常借酒浇愁。我上初中后他总让我陪他喝酒，一来二去我就慢慢学会喝酒了，现在还真有点小酒瘾。”
沈倩把嘴一撇：“你是独子，老爸当然老惯你。”
沈冲反唇相讥：“你是独生女，老妈还不是惯你。”
只有何田田不说话，她好像对大白菜炖豆腐情有独钟，一边喝着甜水，一边慢条斯理津津有味地挑大白菜吃。
姜军说：“何田田，不要光吃大白菜，你也吃点鱼肉哇。”
“从小吃惯了大白菜炖豆腐，就好这口。”她说的是一口地道的哈尔滨话，非常好听。
姜蜀剑笑道：“何田田？这个名字怪怪的。”
“《乐府诗选》里有《江南》诗，诗中有‘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的诗句，即现成又有韵味。”何田田解释道。
“谁取的这个名字？”铁戈问。
“我爷爷取的。”
姜军问：“你是哈尔滨人，为什么要到湖北来？”
“谁说我是哈尔滨人？我是红州人，不过生长在哈尔滨。”
姜军不解道：“那你爷爷为什么要到哈尔滨去呢？”
何田田说：“一九一九年他在北京读书时亲自参加了五四运动。他的一个同学的爸爸是张作霖的部下，这人的思想很激进，认为中国老是受外国欺负，是因为军队不行，他劝我爷爷改读军校。二二年我爷爷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一毕业，就和那个同学一起去了东北。这年十月我爷爷考上了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就是原来的东北讲武堂，进入炮科学习，二三年毕业，就在东北军当了兵。‘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马占山的江桥抗战，失败后跑到苏联，在那里认识了我奶奶。四五年他随苏军打回黑龙江，以后就成了四野的人。但他没有南下，留在哈尔滨工作。六六年病休后也许是人老思乡，非要回红州老家定居。因为他最喜欢我，一定要我跟在他身边，所以我就转学到了红州。”
“怪不得去年我们到北京串联时，我就觉得你长得有点像斯拉夫人，看来我的判断不错。来，咱东北老乡喝一个！”铁戈也用东北话说。
“你咋会说东北话？”她惊异地问。
姜军哈哈一笑：“他老爸是辽宁本溪人，南下过来的，你们应该算半个老乡。”
“你爷爷是红州人，我妈也是红州人，这一南一北加起来还不算一整个老乡吗？”铁戈说。
“哎呀太好了，那可真是老乡了。这是我在红州第一次听人说东北话，亲切。我刚到湖北来时，听这儿的人讲话都像鸟语，一句也不懂。咱俩整一个。”
何田田还真有点东北人的豪爽劲，拿起姜军的酒碗跟铁戈碰了一下，喝了一口。
封老大又喝了一大口酒，长长地叹了口气：“我真羡慕你们哪！你们六个人四个是革命干部的后代，姜军兄弟出身书香门第，老爸老妈也是国家干部。你们一来到人世命中注定要过好日子。只有我命途多舛，生下地脸上就有狗崽子的胎记。我两岁时老爸就跟白崇禧兵败南撤，至今生死不明。我和弟弟跟老妈一起艰难度日，六零年一家三口差点饿死了。生活对于你们来说是美好的，对于我们这些穷人来说只能叫煎熬。从我记事起居委会就通知我妈开‘四类分子’的会，到了五七年反右以后再开会就成了‘五类分子’的会。我妈对居委会说，我不是‘五类分子’怎么要我参加这样的会？人家说，你老公是国民党军官，你就是反属，这样的会你不去谁去？从小别人就欺负我和弟弟，我只能发奋读书，希望将来能改变命运。六四年我考上了大学，满以为这次老天爷真的开眼了，却又因为我老爸是国民党的少将师长硬是不准我上大学，出身不好也是原罪呀。结果把我下放到红州最穷的山区，我原来以为下放后只要下死力干活日子会好过些，谁知是狗咬尿泡——一场空。山区穷啊，十分工才一毛钱，大队给我们男知青定的是八分工，女的只有七分工。一天八分钱，一个月才两块四毛钱。大米一斤一毛三分四，我一天才赚八分钱连一斤米都买不起，我一个大男人干了一年还他妈倒欠大队的口粮钱，你说要不要命？和我一起下放的知青中有好几个都考上了大学，都是因为成分不好学校不录取，这不是政治歧视吗？就算我老爸是国民党军官，可他长得什么样我都不知道，这笔帐怎么就算到我的头上来了呢？你就是打死我，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上面的人蒙我们说我们是新一代的革命知识青年，当时我们特别看重革命知识青年这个称号，谁知这一切都是假的，哪里是下放啊，就是一脚把我们踢到农村去。我刚下放时拼命地干活，我只挑得起一百斤却要挑一百五十斤，我原来天真地以为要用我的汗水洗刷我的原罪，可原罪永远也洗不掉，而且越洗越黑，当地农民都知道我们这群人的出身不好，没有人把我们当人看。
他对何田田苦笑一声：“你倒是‘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我是‘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岂止是伤骨，简直是伤透了心！在下放临走的头一天晚上我独自一人跑到江边狠狠地哭了一场，把我一生的眼泪都哭完了，从那以后我就成了一个没有辛酸眼泪只有怒火中烧的人！凭什么把我们叫做‘非劳动家庭’出身的子女？出身好的人难道就是纯雅利安人种？就那么高贵？这他妈跟希特勒鼓吹的东西有什么两样？这种称呼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歧视。下放一年以后我醒了，我有什么罪？我没有原罪，我不是罪人！我不能逆来顺受！我要吃饭我要活下去！为了活命六五年底我从山里跑回来，到建筑工地做小工，到码头当苦力，什么苦活、脏活、累活我都干，为的就是填饱肚子。为了自己的尊严，只要有人欺负我和弟弟我可以接受任何人的挑战！俗话说‘痞子怕亡命’，我是个贱命，打架从来都是以死相拼不计后果，从此以后人家都叫我‘疯狗’，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一家人，居委会也不敢叫我妈去开那样的狗屁会。谁知道文革来了我那个破家让人抄了好几次，居委会、派出所说我是倒流回城人口，还要把我赶回农村。我定下心来仔细想了好几天，终于悟出一个道理：中国的成分和印度的种姓其实是一路货色，现在我们被逼上梁山了，与其让他们革我的命，还不如我去革他们的命；与其让他们肆意欺负我，还不如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这些贱民来说也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别人能起来造反，为什么我们就不能造反？既然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自己解放自己的运动，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解放自己？我从不指望那些老爷们大发慈悲，《国际歌》里早就说过，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清华附中红卫兵《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写得多好哇：‘我们就是要把旧世界造个天翻地覆！就是要把旧世界杀它个人仰马翻！’我们这些知青就是要把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