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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老干部没有一个受到冲击，所有矛头都指向王为仁，整个批林批孔从头到尾就只批他一个人，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全厂大部分人对王为仁从政治品德到人格都是持否定的、鄙视的态度。后来王为仁和地委把我打成反革命，不能说他在政治上有多么高明，多么有能耐，这恰恰从另一个侧面揭露了这个人以及地委某些人的内心世界是多么卑鄙龌龊！这些看法难道就是造反派、反潮流的观点？而那些指鹿为马、诬良为盗的人倒是正人君子？如果人民受了委屈说出了真相就是造反派、反潮流的话，那全中国的造反派就太多了。”
铁戈情绪激动，语气咄咄逼人。
铁夫听了这番话气得哑口无言。
这时站在一旁的那位彭叔叔说：“铁戈，你的情况我听你父亲说过，你的案情我也找汪院长单独了解过。实话实说吧，对于你们这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的判决，里面夹杂着很多复杂的因素。一句话，你们的案子与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出入但现在我不能跟你说得太多，说多了反而会影响你坐牢。我不怀疑你对毛主席共产党朴素的阶级感情，要说你们是反革命这在逻辑上无法解释，与事实也不符，我和你父亲都不相信。但是你现在既然已经判了刑，非常不情愿的从公民变成了犯人，你该怎么办？听干部说你在里面劳动很好，这是对的，也是应该的。你父亲说你对文化大革命中很多问题和看法还是持原来的观点，我先不说对不对，起码有点食古不化。文革初期我也是新华工的红卫兵，那时也狂热得很。《北斗星学会》的主笔鲁礼安、冯天艾，新华工的头头聂年生、郭宝安、张立国我都很熟，也曾经和他们一起很狂热地闹了一段时间的革命。后来我发现文革中有很多东西不正常，不对头，我就暗暗地思考。四十年代纳粹德国在全国所有的大学校园里都进行过焚书活动，焚烧了托尔斯泰、伏尔泰、罗曼•；罗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因为这些都是非雅利安人的作品。但希特勒却把歌德、莱布尼茨等人的书保留了下来，并把这些德国伟大的思想家当成德国的骄傲。而我们中国呢，文革中从孔子、孟子一直到古今中外的名家大师，除了马恩列斯毛和鲁迅以外，几乎没有不被批判、打倒的。这不是仅用文化虚无主义能掩饰的，文化大革命也许应该被看成是一场全民族的政治宗教狂热大爆发更合适一些。那么多的学生、工人、农民、干部、军人全都像中了魔法一样自始至终都在效忠同一个领袖，而把对立面都当成不共戴天的仇敌。多少人为着狂热的理想，以牺牲青春和生命的代价投入到运动中去，收获的却是苦涩辛酸的人生和理想信仰的破灭，最后全都被愚弄了。你知不知道希特勒有很多惊世骇俗的‘名言’？他说：‘我通过循循善诱得到了一切；’‘世界上变革的最强推动力，不是统治群众的科学认识，而是赋予群众以力量的狂热，有时甚至是驱赶民众向前的歇斯底里；’‘伟大的说谎者同时也是伟大的魔术师；’‘民众不思考就是政府的福气。’‘伟大的政治家必须会撒大谎。’这些话太经典了。所以很多人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了一下就变成了‘罪犯’。法国大革命使成打的皇冠落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使整个国家变成了怨谤弃世，腹诽伏诛的杀人场。所谓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分子仿佛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楸也楸不完，抓也抓不尽。施虐者更加疯狂，老百姓更加沉默。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人性扭曲，舆论一律，这难道就是所谓的革命？所以六七年我就退出红卫兵组织。你父亲说你喜欢看哲学、政治经济学之类的书，那我问你什么是革命？”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铁戈认为这简直是小儿科的问题。
可这个彭叔叔要的就是这句话：“对，既然革命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那么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到头来反而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供应，连两分钱一包的火柴、一角钱一两的散装白酒都要供应票才能买到，这叫什么革命？工人、干部的工资多少年都没有往上调，农民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叫什么革命？这些情况你是亲眼所见也曾经历过，如果你能解释清楚这些问题，或者说想明白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很多事情就不言自明了。我不指望这三言两语就能转变你在批林批孔中形成的观点和看法，这需要你自己仔细地思考、对比。当然不能说你所有的观点和想法都是错误的，比如说王为仁的所作所为我也认为是人所不齿的行为，你写他的大字报这很正常，关键的是你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决定了你的观点和思维方式。从去年逮捕四人帮到现在已经一年了，你坐牢也已经十个月。这十个月里你可能从报纸上知道一点社会上发生的事，但实际上很多没有登报的东西因为监狱里消息闭塞，你并不清楚，所以我刚才说你有点食古不化。邓小平复出以后主管教育科技工作，现在北京正在开会讨论高校恢复招生的问题。还有，天安门事件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革命行动还是反革命事件？老百姓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一些文革前的作品正在慢慢开禁，文化大革命到底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也在议论之中，而这些事你并不知道。有一点请你注意，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便是毛泽东的话也不见得句句是真理，他做的事也不是件件都英明。比方说刘少奇、贺龙、陶铸、彭德怀到底是什么问题？如果刘少奇真的是叛徒、内奸、工贼，为什么不通过法律程序而是用行政手段来解决？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来看，像秦国的李斯、商鞅，汉朝的韩信、英布，宋朝的岳飞父子，明朝的于谦、袁崇焕，清朝的戊戌六君子等等，无一不是死在天子的金口御言之下。这种封建历史传统为什么一直流传至今，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这人好一张利嘴。”铁戈暗忖道。
停了一下铁戈说：“你的这些话要是在一年前肯定是不折不扣标准的反动言论，这样的话我从来就没有说过，我倒成了反革命。不过我感觉到现在的言论比文革时期自由了些，你说的问题恰恰也正是我想搞清楚的问题：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只会在中国发生？这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为什么会出现大量的冤案？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和许多无辜的人肯定不会坐牢，我想这恐怕不止是某一个人的悲剧。”
文革的整个过程铁戈都看过听过或亲自参加过，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触动，只有等到被关进学习班以后他才开始反思文革，因为这时文革的恶果已经触及到他本人了，而且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他击倒，这一切来得太快使人猝不及防。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思考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却怎么也得不到答案，就像一个迷失了方向的航海者找不到陆地一样在惊涛骇浪中被打得晕头转向。至此他由一个文革的拥护者变成了文革的怀疑者，但却一时又改变不了在文革中形成的思维方式。他一边怀疑文革，一边又用文革的思维定势为自己开脱，一会儿用文革的矛攻击别人，一会儿又用文革的盾来保护自己，这就使他常常陷入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比如说毛泽东发动文革到底是对是错？如果是错的谁敢这样说？那不成了反革命吗？如果是对的为什么国家搞得一团糟？被打倒、整死、定罪的人有那么多？实际上他陷入了一个怪圈，那就是把毛泽东当成神来看，一切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以毛泽东的价值观为价值观，直到他被关进监狱这个更加闭塞的环境里他还坚决把毛泽东奉为神明，而监狱里的红卫兵、造反派也是这样看问题的，所以他始终走不出这个怪圈。
彭叔叔点点头：“这不是一两本书说得清除的事，也许这是一个课题，也许像《红楼梦》之后有《红学》一样，说不定将来会出现《文革学》。”
“如果将来有人写出了《文革学》，我倒真想看看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时铁夫从提包里拿出一本书：“这是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你好好看看。”
铁戈接过书问：“铁瑛，妈妈还好吧？”
“妈还好，就是不能听《洪湖赤卫队》。”
“为什么？”铁戈不明白。
“韩英母女牢房相会，唱的‘娘的眼泪似水淌，点点洒在儿的心上，’妈一听就哭。只要收音机里放《洪湖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