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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本文的男猪脚董柏言算是豁出去，每天酒缸进酒缸出，就连打嗝都觉得酒精在血液里来回荡漾。经过一连串具有挑战性的考验之后，在不经意中发现自己酒量竟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以前能喝半斤现在足足能喝八两而且还不用扶墙，这个条件非常符合选拔干部的条件，再有“实践出真知”完全可以引申为“锻炼出能力”。
董柏言的论文并没有从老套的经济观念入手，采取怎样的手段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红旗小学门口的血案，带给他极大的震撼。
那两个外地民工是哥俩，在村子里拉出一个建筑队，来这座城市讨生活，但是辛苦干了一年，他们建筑队的劳动所得却被施工单位克扣。这下可好他们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手下工人天天上门讨债，他们是天天上门要债。面对施工方的冷脸他们得笑脸应承，面对自己工人的冷脸他们也得笑脸相迎，可就这样依旧不给钱的依旧不给钱，债主依旧是债主。
虽说这年头“杨白劳”要比“黄世仁”厉害，但他们两个充其量就是穆仁智的角色，所以当大爷绝对没戏，只好老老实实的当孙子。可是当的时间久了未免有些妈妈的想法，心中实在有些不痛快。
一气之下找到相关部门寻求帮助，想讨一个说话。但是这个年头欠债讨账但就是不给的事情多如牛毛，他们的事情只算沧海一粟九牛一毛，实在不值得“相关人士”的注意；随便应付了几句便将他们打发到另一个部门。另一个部门当然是很会让贤滴，很热情的将他们介绍给另外一个部门，并且很热情的给他们指路，就这样他们唱着《敢问路在何方》又踏上新的讨债之路…。
经过长时间的扯皮和相互推诿，这两个人的事情就像皮球一样，从你的脚下传到我的脚下，再从我的脚下传给下一个，光见皮球在脚下飞来飞去。在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配合之后，眼瞅着就要进入到球门禁区，而且是空门，卯足劲气狠狠来上一脚，皮球顺着发力方向，以近似于光速的速度飞奔而去，愿望是美好的，结局是残酷的，那个射门的人肯定是国足出身——球出界了。没办法倒霉的这哥俩只好垂头丧气回到中场位置，继续等待着下一轮开始。
就这样一次两次三次…，每一次的失望就会在心底积累下一层深深的不满，慢慢这些不满逐渐沉淀成怨毒，而这份怨毒就像一个装满炸药的火药桶，欠缺只是合适引爆的机会和条件，一旦时机成熟，这份怨毒足以将一个人的理智彻底摧毁。当一个人疯狂的时候，理智已经不足以引导他的行为，而一旦丧失掉理智，那么人类一切的道德规范就会被他们践踏于脚下，带来的将会是无法估计的惨重后果。
就在红旗小学门口血案的中午，哥俩个人凑到一起喝闷酒，说起这事越说越伤心，越伤心越说，就这样絮絮叨叨喝下将近两瓶二锅头。就在这个时候又有几个债主登门来访。当弟弟的心里挺不痛快言语当中不太客气，那几个债主不乐意，两方先是在言语上发生矛盾，进而演变成肢体冲突，最后事态严重引发流血事件（这类事情的发展逻辑模式完全可以用于民族与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
等着那几个债主展示完自己强大凌厉的攻势之后，还不忘口头威胁一番，这才心满意足的离开。看着一片狼藉的家里和脸上和身上那些被胜利者们“烙”下的印记，兄弟二人悲从中来抱头痛哭，感觉到这日子实在没法过了，同时想到了死。
当弟弟的两眼冒着愤怒的火光，提议临死之前也要给那些欺负过咱们哥俩人一个好看，将肚里这口恶气出出，顺便留给他们终生痛苦。于是二人商量决定，在红旗小学门口对那些孩子动手，反正能来这所小学上学的孩子，父母非富即贵，反正他们害的咱们这么惨，他们也别想快活。就这样二人怀揣着利刃直奔红旗小学而来，只不过他们运气不好那些孩子运气好，同时碰到董柏言，才让这件事情的后果减到最低。
董柏言了解到这些情况，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会选择无辜的孩子动手，而不去向那些直接施与头上不公的那些强势群体去报复。他们是不是代表了另一个弱势群体的普遍“仇富”心理。他们的能力无法去挑战另一个群体，所以不可避免地将满腔的愤怒和仇恨施加到另一个更加弱势的群体孩子。
我国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其本质是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社会利益关系越来越丰富和复杂。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差别经济，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利益分化，而且这种利益的分化带来人与人之间收入和地位产生两极分化这一社会矛盾。所以会带来社会分配关系失衡、机会不均及其相应的社会心理失衡等社会性问题。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
国家目前出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主要是由于“社会公共品”的供给上的缺失和失效。社会公共品是指教育、医疗、保险、住房、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包括司法、包括要求信息对称、自由度，要求平等、民主，包括环境保护…这都是“社会公共品”。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中国当下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物质和文化的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要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国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才会解决。
进入新世纪，温饱问题解决了。可新的问题又摆在我们面前，社会公共服务这一职能似乎被人淡忘。这几年政府的财政收入提高了，但财政的大量资金还是投入到继续发展经济——搞基建、拉投资、造高楼大厦、营造城市，几乎从乡镇到县到市，政府的办公大楼都造得漂漂亮亮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国外中等发展国家，他们在教育上的投资占到经济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但我们现在直达到可怜的百分之二，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政府应当将财政开支大量用于义务教育等公共品上来，但我们却恰恰相反，所以我们国家的弱势群体还是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
我们经济体制改革走到今天，还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不是市场指导型的。我们市场经济自从1992年十四大确定改革目标以后，我们走了十几年了，应该说，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没有建立起来，政府在经济中还是第一主体。但“社会公共品”的供给的缺失和不均，那就需要政府的政治改革，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已经走得够远了，再不加强政治体制改革来配合的话，我们改革的很多问题是难以解决的。
我们当下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政府，是以经济建设为主导的政府，还是以社会公共服务为主导的政府？这已经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它具有怎样的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也不论执政者如何标榜自己“以天下为己任”。在其最基本的社会形态方面，总有一些东西是一样的，不会因为种种五颜六色的华丽外衣而不同。
抑制分配不公、纠正社会不公正现象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而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国家政权稳定的政治问题。所以说，经济发展是硬道理，建立公平社会更是硬道理。从社会公正原则的角度看，“社会底层”群体的生活状态是否得到改善，是衡量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社会公正方面的问题如果听之任之地演化下去，就会使我们社会面临着两种可能的前途：一是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使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和形成的社会财富和现代化毁于一旦。
二是步入“拉美化”的陷阱。“拉美化”是国际公认的现代化失败的典型。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过于悬殊，人均收入不稳定，社会的安全运行长期得不到保证。
董柏言这篇论文此刻摆在孙定邦的案头上，抽着烟拿起来看看放下，然后再抽口烟拿起来看看再放下。此刻他正在做出一个抉择，这个抉择有可能改变自己，也有可能改变董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