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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地吹，鸟儿盈盈地舞。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和谐。‘耿——香”！这是来自民间的鲜活气息，这是来自凡人的真诚情感。大俗就是大雅，歌笑就是歌哭。
有种理论认为周星驰的演技根本木行，只是商业包装出来的怪力乱神，什么意义啊文化啊性情啊都是强加上去的。无厘头电影也只会昙花一现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入不了主流进不了香港电影发展史。这种理论其实暧昧意味十足，一方面承认“后现代社会”的多元化文化现象，一方面却以正统道德观念将周星驰一棍子打死。两者都有些说不过去，既违背搞笑片的初衷就是“看了就笑，笑过即忘”的快餐饭和易碎品，而且也忽略了一些基本的事实：周星驰十年间拍过47部电影，与成龙、吴宇森们的英雄世界相持末决鼎足而立，影响和感染都非同一般。周星驰的演技风格在香港影视圈不胜而走蔚然成风，周星驰的语言动作表情在中小学生中更是深入人心效者甚众。票房纪录自1990年始，除4部影片外，其余全部突破千万港元，还有四部高居本年度票房榜首。而专家首肯更令周星驰生色增浑，新近兴起的古惑仔电影，更与周星驰此呼彼应。风靡一时的无压头电影作为90年代香港通俗文化重要的一员。
“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无所不包了，文化和工业生产和商品已经紧紧结合在一起，如电影工业、大批生产的录音带、录像带等。在19世纪，文化还被理解为只是听高雅音乐、欣赏绘画或是看歌剧，文化仍然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方法。而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名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香港搞笑片是典型的“文化商品”，“文化商品”所具有的特征和属性都能在香港搞笑片特别是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中读出。它们的基础即是商业资金投入，而又从多方面进行模仿、拼贴、移植、戏拟、反写、改编、怪力乱神，竭尽嘻笑怒骂、玩世不恭之能事，最终的商业效果只不过追求观众们的“看了即笑，笑过就忘”的游戏状态和消遣心理罢了。实际上，香港搞笑片之所以能大红大紫，周星驰之流之所以能如日升天，无非占了世纪末的便宜和吃了没文化的亏了。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只能产生周星驰这样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新人”，也只能造就搞笑片这样的“后现代经典文本”。媚俗啊，媚俗，不在“零散化”中欢呼雀跃，就在“大团圆”欣喜若狂！
“大团圆”的结局着实令人皆大欢喜。古龙写道：“江湖中的事永远充满了刺激，无论谁都想听听的，每个人心里多少都有些积郁。听着这些江湖豪杰、武林奇侠的故事，不知不觉就会将自己和故事中的人物融为一体，心里的积郁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发泄了。”BE－＊0＊D唱道：“我与你放纵此刻千金的一晚，过去了我不须记放心中。漆黑中一触的恋爱放纵不羁，不须把真意对待你。”周星驰说道：“拜托，留点回忆好不好？”于是喜剧大师卓别林携漂亮姑娘走向未知的远方，“生命中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喜剧之王”周星驰受够了家务事清算了豪门恩怨打发了新闻发布会，秋香终于盈怀在抱，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观众们感叹一番艳羡之余，也获得了。动理满足和精神快感。
当然文化有多种定义，“后现代主义”文化只能算其中一种，并且是最为丰富多彩、最为乱七八糟的一种。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启蒙哲学》中说“文化指一群人特有的生活方式和人造环境。”美国思想家丹尼尔·贝尔追随卡西尔：“我所谓文化，是指象征形式的领域。”于是，香港搞笑片作为消费文化，也象征了香港现代社会人类的生存意义。
人们一边欣赏周星驰的创意和新奇，一边也腻烦他的虚饰和造作，然而内心的压抑、焦虑和苦闷，都在《唐伯虎点秋香》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儿女吟唱中得到了豁然冰释。“恰似那姹紫嫣红开遍，都付与断井残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几家院”，那是一个乐园，那是一种梦境。
政治情结：虽千万人吾往矣
政治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沉重话题，知识分子是另一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沉重话题。知识分子与政治更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沉重话题。在社会史和文化史上，这样的话题版本不厌其烦，留给人的创伤难以抚平刻下的记忆也难以诉清。而周星驰塑造的韦小宝，却给这样的话题树立了“另类”的典范。
韦小宝出身妓院，生下来不知其父是谁。少年嬉皮笑脸油嘴滑舌顽皮跳达，在买醉和卖笑的风月场如鱼得水耍尽聪明，特殊机缘溜进皇宫跟康熙大帝成了好朋友，偶然之际又拜红花会总舵主陈近南为师，红道黑道白道通哈，享尽人间风流快活。政治诗人们从韦公公身上看到了“反清复明，重拯社稷”的渺茫希望，奉劝他取代旧皇建立新朝。本来就是小人得志，低级趣味，政治情结自然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鹿鼎记》俨然是一部政治寓言，更是一种反乌托邦。类似的还有乔治·奥维尔的（（1984扎米亚京的《我们》等。但这些经典都是文字，还存在障碍，周星驰则是演戏，直入人。乙。韦小宝把知识分子的千秋救国梦打得粉碎，件尽了玩笑，十足得讥讽，一丝面子都不讲，一缕余地都不留。韦小宝对八个老婆发牢骚喊道：“皇帝逼我去打天地会，天地会逼我去打皇帝。老子脚踏两只船，两面不讨好。不干了，老干说什么也不干了。1640年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第二四开本”正式出版，一年以后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河德》第一部第一版在马德里出版，这是发生在17世纪初世界文学的两件大事。一个疯颠可笑的骑上一个单纯的复仇英雄，成了人类共同精神命题的两大典型。英国浪漫派代表柯尔津治在“关于莎士比亚的演讲”中，把哈姆雷特的性格核心规定为“行为的拖延”。在文学家的笔下，哈姆雷特越来越具有了“思想家”“哲学家”的品格；而堂吉河德作为一个“梦想家”对于精神的渴求，也引起了所有人的共鸣。爱情悲剧：人生而自由而无往不在枷锁中
这是法国启蒙时期代表性人物卢梭发出的一句浩叹。与之相互呼应彼此印照的还有台湾三毛评价香港金庸所说的一句感触：“他写尽了几千年来人类的一个请字。”而“我只不过想研究一下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微妙的感情。”这句话说得轻描淡写举重若轻，孰不知“感情是一件很玄的东西”，难以理解也不可说尽。
情境之中的人想脱身而出，围城之外的人想破门而入，人永远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平民化的世俗化的男女恩爱愿作鸳鸯不作仙，历经风雨而不悔固然令人欣慰，造化弄人命运多外为了爱而选择恨正是有情却似无情，宁愿天下人负我我也不负天下人的爱情悲剧更加令感动。而最让人欲哭无泪黯然神伤的却是，‘咏远只能过那种悲哀的流浪生活”，这已经不仅悲壮，而且更是神圣了。
《大话西游》给了我们这种悲壮和神圣。这是性情眼光读将出来的。“我们要是在一起多好啊。”“这么想一想不也是挺好的吗？”语言总是那么的软弱无力无聊透顶，比人还要靠不住，比爱情和金钱还要靠不住，那么只好明镜非台站花微笑了。《大话西游》如此轻松如此简单如此搞笑，却让人难以自抑地想哭，一种痛痒的想哭，生之痛痒与爱之痛痒。“人生非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就在至尊宝弃绝红尘，带上金箍之时，他说了一段爱情圣经：‘谱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没有珍惜，等到了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我会跟那个女孩子说‘我爱你’。如果非要把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也许《大话西游》不算周星驰最为成功的片子，但在大学生的圈子里却最有题力。“搞笑只是周星驰的方式，他要表达另一种东西。”‘丁大话西游》和《西游记》没什么关系，只是假托里面的人物叙述另外一个故事。”这种性情解读，只能发生在尚未面临大抉择和大扬弃的大学生身上。
《后西游记》里说，顽皮也要顽皮，结果也须结果，这是最为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