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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一管巴黎口红一年就用完？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只有在特别场合我才会用它，我有点英国睫毛油，已经用三年多了。我还有点深色化妆液，西德产的。整个一个资产阶级腐化堕落。”
“是啊，他们一定知道怎样腐化堕落……”爱丽什卡叹息道。“我有一点儿美式眼影，拿出来用时总要掂量一下，这种场合是否该用这么多。使人不解的是，我们的政府为什么总是从西方买进我们用不着的东西？我在港口工作，知道运到西方的是什么，运回来的又是什么。他们带回来的总是机器，而送出去的总是木材。他们从来想不到给我们买些化妆品。我们也爱美呀。记得三年前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根本买不到口红。人们给报纸写信反映，得到的回答是，一家工厂关闭，另一家工厂不能满足全国的需要。唉，西方人肯定愿意卖给我们一些的，他们的化妆品多得成堆，都可以用来刷墙。”
“对我们来说，技术比口红重要，”瓦伦蒂娜反驳说。“特别是电子技术，它们可用于国防。只要没有战争，我们可以不要口红。你们都知道，要不是我们国家的防御战略，美国或西德早就向我们进攻了。1968年西德几乎跨越了捷克边境。我们如果不加强国防建设的话，肯定会挨打的。”
“是啊，真的，”奥尔佳叹息道，“我不理解那些法西斯为什么总不善罢干休。但不管怎样，德国人永远不可能打败我们。我记得向彼特亚这样解释过不下几十次了。但尽管他爱我，他还是争辩说，西德没人要进攻我们。虽然他是东德人，但他毕竟也是德国人。所以根本不能相信这些德国人。是的，没有肉，没有奶，我们照样生活，只要没有战争。”
“哎呀，别说废话了，姑娘们，不然我要写些传单在你们中间散发了。”佳丽娜说“我不想再听你们的。”
“噢，你当然听敌人的宣传，你跟别人的想法不一样。”奥尔佳轻蔑地说。“你真的相信他们的电台说的都是真的？我早就不相信他们了。我只相信任何人都想进攻我们。不然我们的政府干吗要那么多武器？比如说，我们造船厂，说是为和平生产，但我们都知道它生产了多少军用品。”
尼尔娅叹息道：“大概我比你们更害怕战争。部分因为我有过可怕的经历，部分因为我生来就是个胆小鬼。我也认为我们食品、住房短缺是由帝国主义造成的。而且，不管你怎样论证民主，佳丽娜，你永远也不会改变我的思想。奥尔佳是对的，没有这些必需品我们也能活，我们可以忍受，但我们必须防止战争。虽说如此，我还是希望得到一种外国货：防水婴儿裤。有一家已答应给我些，他们是从孩子已长大的人家要来的，现在他们的儿子也已一周岁了，所以他们很快又会传给我。这些东西特别有用，特别是外出时。我不明白，他们那边什么都有，为什么还要进攻我们。”
谈话由政治转向婴儿裤，紧张气氛缓和了。话题从橡皮裤、橡皮奶头、婴儿浴液的短缺又转到怎样用消毒植物油制造婴儿浴液，以及塔林如何有许多高质量的橡皮奶头，如何花上一天工夫用不了多少路费就能买到。于是，气氛大为改善，瓦伦蒂娜趁机讲了别的故事。
故事之四
瓦伦蒂娜讲述。说的是一位姑娘如何只身担负母亲的重任。
我们一家有四姐妹。大的叫卡蒂娅，住克里夫依·罗格附近的工人新村，我迁居列宁格勒，老三读卫校，正在马加丹实习，最小的柳芭是个大学生。卡蒂娅大姐有个好丈夫，但他突然因脉管炎病倒了，不得已锯掉了一只腿，从此开始酗酒。他们有好几个孩子，这在本省是不多见的。四姐妹中就卡蒂娅大姐生活每况愈下，他们很穷，孩子又多，丈夫有病，还酗酒。其他几个姐妹日子过得都挺好。
我们姐妹中柳芭最有天赋。她精通女红，常为自己及我们姐妹设计时装。她经常别出心裁，富有创新精神。她的梦想是做个服装设计师，她已开始在纺织学院学习有关课程。她本可以全力以赴，可她结了婚，丈夫住波斯霍夫。他在那儿有房子，是父母给的。他和柳芭想卖掉它，然后在列宁格勒换个小点房子。但他们暂时还住在波斯霍夫。柳芭在一家服装厂上班，同时到学院上课，而她丈夫格里沙是个司机。他们本会一切顺利，不曾想灾难降临于卡蒂娅，因而完全改变了柳芭的命运。
我们姐妹突然接到电报，说卡蒂娅的丈夫死了。我们寄去了安葬费和慰问信，但路程太远没法亲身前往，况且我们有自己的工作和孩子。一个月以后我们又收到另一封电报，是卡蒂娅的邻居打来的：“你姐姐卡蒂娅突然离世。速来安葬并照看孩子。”
我、柳芭、医生尼娅，三姐妹不顾一切地赶到姐姐家中，为卡蒂娅料理了丧事。邻人说她是绝望而死——她只身一人，没丈夫的帮助，无法抚养七个孩子。孩子们还都小，长子1 0岁，往下依次间隔一岁，最小的丫头才两岁，埋葬了卡蒂娅后，我们姐儿几个商量孩子们怎么办。她们在另一间屋里抱作一团，似乎知道我们在决定他们的命运。
最小的几个好办，我和尼娅决定，由我领养小丫头，她领养三岁的男孩儿。我们再没别的办法。大点儿的孩子只好让他们去儿童养育院，很可怜，他们必须分开：女孩去一家，男孩去另一家。一所寄宿学校同意接收最大的男孩。我和尼娅在和各自的丈夫讨论这一安排，而我们稚气未脱的小妹妹坐在那儿垂泪。她做不了主，因为她丈夫没跟她一起来。我们能理解她的眼泪。突然她站起来走到孩子们呆的那间屋门口，盯了他们好一会儿，然后回来说：“尼诺契卡，丽柳莎。
我们不能把他们分开。那对他们来说太可怕了，他们刚失去父母。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我们通常把柳芭看作我们家的孩子。尼娅甚至不耐烦地说：“我们正在决定重要的问题，你却来说些傻念头。发生了这样的事，他们怎么能不分开呢？谁能领养这么多孩子？反正我不能，我已有两个孩子，还有丈夫和工作。瓦伦蒂娜也不能，她有重要的工作。你能全部领养他们还是怎么着？你还没孩子，不懂怎么抚养孩子。老实呆着吧，等长大了再谈论重要的事情。”
而柳芭却突然说：“你说对了，尼诺契卡。我要领养这七个孩子，因为我自己没有孩子，或者说用不着为自己的孩子操心。”
“你疯了。你结婚才一年。就是带一个孩子回去，你的格里沙也不会让你进门。”
“我要马上给他拍电报让他决定是要我们还是不要。”这个傻丫头去拍了如下电文：“已决定抚养卡蒂娅的孩子。如仍想与我一起生活，来接我们。”
看到这封电报，格里沙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急忙跑到邮局给她挂了长途。在电话中她坚定地表示她想收养七个孩子。格里沙考虑了几天，第四天来到克里夫依·罗格，来接他的突然扩大的家庭。
自然，我和尼娅都解囊相助，但我们认为柳芭不会维持长久，起初她可能有些兴趣，但时间一长就会明白抚养七个孩子并非易事，那时她就会放弃她的打算。我们对她十分恼怒，因为我们本可以一次就决定他们的命运，免得他们多遭一次罪。结果证明我们的看法错了。
两年过去了，柳芭愈加倾心于这些孩子。这些可怜的小家伙恢复了生气。前几年他们的生活很惨，父亲有病，还天天喝酒，而母亲则整日悲愁。
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年轻的新妈妈，乐观又仁慈。他们爱“柳芭妈妈”，形影不离地跟着她。年龄大点儿的孩子帮着干家务活儿和照看弟弟妹妹。当然对柳芭来说生活并不容易。她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学业和服装厂的工作，她在离家不远的一个机关当了清洁工。这至少可以为家里多挣点儿钱，还能有时间料理家务。格里沙也习惯了这些孩子，但他得加班加点工作，还不断另外找点儿活儿干。他们得不到国家的救济，因为并没允许他们收养这些孩子，只是他们自作主张。他们被定为养父母，并被告知：“要是有能力抚养这些孩子，那就抚养，要是没有能力，就送儿童养育院。”
孩子们生身父母的抚恤金还不够给他们七人每人买块面包。
有时看到柳芭我就想：“我们姐妹中最有天赋的一个落得如此结局，真太可惜了。尼娅是个医生，我有重要的工作，而柳芭却是个清洁工。这不公平。”但有时我的想法�